10½章世界史_七 三个简单的故事

七 三个简单的故事

I

我十八岁，在这个年龄的人中算是正常的：自闭，拘谨，从没出过远门，凡事看不上眼；良好的暴力教育，糟糕的社会意识，容易冲动。至少，我认识的其他所有十八岁的人都是这样，我由此推测这是正常的。我等着升入大学，刚找到一份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师的工作。我看过的小说把我的工作角色形容得光怪陆离——在古老的石砌宅邸里做家庭教师，那儿有孔雀在紫杉树篱中栖息，封闭的藏身洞里发现白垩似的尸骨；一个轻信的天真少女来到威尔士边境一处古怪的私家大院，里面一屋子喝得醉醺醺的彪形大汉和鬼鬼祟祟的色鬼。还有毛手毛脚的姑娘和无动于衷的管家。你知道这类故事的社会寓意：知识精英势利熏心。

现实要褊狭得多。我在离家半英里的一个补习班教了一学期。但不是和可爱的孩子们一起打发慵懒的时光，碰到什么无休无止的游乐日子，花粉飞扬，孩子们的母亲戴着活泼的帽子，面带微笑，屈尊俯就，还加几分轻佻。我的时间都用来陪当地一个书商的儿子（他把自行车借我，我把它摔坏了）和郊区一个律师的女儿。对从没出过门的人来说，半英里也算是不小的距离；在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看来，中产阶级社会里最不起眼的等级变迁也够令人激动和畏怯的了。这个学校连带着一户人家，这家人住在一幢房子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异样的，因此也就更好：直挺挺的黄铜水龙头，楼梯扶手的雕纹，真迹油画（我们也有一幅真迹油画，但没有那么逼真），满满一屋藏书的图书馆，老得已生蛀虫的家具，对继承财产的漫不经心。厅里挂着一片残缺不全的桨叶：黑色水铲上用金字铭刻了大学校队八个人的名字，他们每人都获得这样一个战前阳光灿烂的年代的奖品；那玩意看上去奇异得没谱，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前花园有一个防空洞，这要是在家里会看着难受，得用多年生耐寒植物拼命遮掩住，而在这里只让人感到有趣和自豪。这户人家和房子很般配。父亲是个间谍，母亲是个演员，儿子穿的是垂片领和双排扣背心。我还用多说吗？我那时如果已经看了很多法国小说，就会知道应该期待些什么了。当然啦，我在这里第一次恋爱。可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或者至少是另一章。

建这所学校的是祖父，他还住在校园里。虽然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他只是不久前才被我的某个狡猾前任挤出了课表。偶尔能看到他在屋里转悠，穿着乳白色亚麻外套，带着学院领带——冈维尔和凯厄斯，你应该知道的——和扁平帽（在我们家，扁平帽很平常；在这里却算时髦，多半说明你时常去猎兔）。他是在找“他的班级”，可总是找不到。他还谈论“实验室”，那只不过是后厨房加上本生灯和自来水。天气暖和的下午，他会坐到前门外面，带一个罗伯特便携式收音机（我得知，全木构造发出的音质优于我喜欢的塑料或金属外壳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板球评论。他名叫劳伦斯·比斯利。

除开我的曾祖父，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老的人了。他的年纪和地位使我很自然地产生敬畏和无礼混合在一起的情绪。他的老朽——衣服常年沾满污迹，下巴挂着蛋清似的口水——让我心里冒出一种年轻人对生活及其不可逃脱的临终状态的普遍反感；这种感觉自然转化成对身处这种状态的那个人的忌恨。他的女儿给他吃罐头婴儿食品，在我看来，这又一次证实生存只是一场酸溜溜的玩笑，证明这老头特别招人嫌。我过去常常把编造出来的板球得分告诉他。他常在纤细的紫藤下打瞌睡，我走过时就大声喊，“两个出局积八十四分，比斯利先生，”我用托盘给他送去婴儿正餐时还坚持对他说，“西印度群岛队三个出局积七百九十分叫停。”我告诉他还没有打，根本不会打的比赛得分，胡编乱造的得分和荒诞无稽的得分。他会点头作答，我就偷偷溜走，窃笑自己的小恶作剧，为自己全然不是他想象中的好小伙子而得意。

在我见到他之前五十二年，劳伦斯·比斯利曾经是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他那时三十五岁，刚辞去达利奇学院理科老师的职务，正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至少是按照后来家里人的说法——半心半意地追一个美国女继承人。泰坦尼克号和冰山相撞之后，比斯利搭乘人不算多的十三号救生船得以逃生，后来被喀尔巴齐亚号轮救起。这位八十多岁的幸存者保存在自己房间里的纪念物中有一条毛毯，上面绣有救援轮船的船名。家里有些抱更多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那船名绣上去的时间要比一九一二年晚多了。他们还从这样一种推测中取乐，即他们的这位老前辈是穿着女人的衣服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的。最早的获救人员名单上不是见不到比斯利的名字吗？而在最后的伤亡人员公告中，在那些淹死的人当中不是倒有比斯利的名字吗？这些都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一种假设，即这位由错认的死尸而摇身变成的神秘幸存者穿起衬裙，压尖嗓子，直到安全抵达纽约之后才在地铁的厕所里将那累赘的伪装偷偷地脱去，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乐于赞同这种理论，因为它证实了我对这世界的看法。那年秋天，我在学院宿舍的镜子上嵌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生活是一场骗局，一切都在证明。过去我只是猜想，现在我已确定。”比斯利的例子提供了确证：泰坦尼克号的英雄在毛毯上作假，是个异装骗子；这么看来，我报给他虚假的板球得分是很合适而有理的。从更大范围上讲，理论家们认为，生活的本意是适者生存：比斯利的虚伪难道不是证明了“适者”只不过是最狡猾的人吗？英雄们、具有卫士美德的坚贞可靠的人们、具有良好家世和教养的人们，甚至船长（特别是船长）——都高尚地与船同沉大海；而懦弱胆怯的、惊慌失措的、欺诈蒙骗的都能找到理由躲进救生船里。这难道不是典型地证明了人类的基因库是如何不断地恶化，坏血统如何排挤好血统？

劳伦斯·比斯利在他《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一书中没有提及女式服装。美国出版商霍顿·米夫林把他安顿在波士顿一个居家俱乐部里，他用了六个星期把书写成；在书中描写的沉船事故发生后不到三个月就出了书，从那以后隔一段时间就重印。比斯利因为这本书而成为这场灾难中最有名的幸存者之一，在五十年时间里——一直到我遇见他的时候——时常有航海历史学家、电影制作研究人员、新闻记者、纪念品追猎者、百无聊赖的人、阴谋论者以及令人厌烦的讼棍向他讨教。别的船被冰山撞沉后，记者们也会急切地打他的电话，要他推测遇难者的命运。

在他逃生四十多年之后，他被聘为电影《冰海沉船》的顾问。该片在派恩伍德拍摄，很多片断是等到天黑以后拍的，用一个相当于原船一半大小的复制模型和黑色天鹅绒折皱成的大海摆出沉船的场面。比斯利连着几个晚上带女儿去看拍电影，下面写的这些是依据他女儿讲给我听的故事。比斯利对复活而又再度颠簸摇摆的泰坦尼克号很感兴趣，本来也不足为奇。但他偏偏很想做一个群众演员，跟其他群众演员一起在沉船时绝望地挤向栏杆——你可以这么说，他很想经历另一种不同版本的虚构历史。而电影导演也同样打定了主意，这个顾问没有必需的演员工会卡，不能让他出现在影片里。比斯利惯于急中生智，做了一张能让他登上泰坦尼克号模型的假通行证，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一件事能通过再现而证实其真实性吗？），就在那帮群众演员中站住了脚。摄影灯光点亮，导演向这帮群众演员交待他们将如何很快葬身于黑色天鹅绒褶皱之中。就在最后一分钟，摄影机就要开始转动时，导演发觉比斯利已经暗自移身到船栏杆的边上；他抓起麦克风，明令那业余骗子乖乖地下船。于是，劳伦斯·比斯利发现自己一生中第二次赶在泰坦尼克号下沉之前离船而去。

作为一个受过暴力教育的十八岁青年，我很熟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阐释：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但在此之前，我还没遇到过这一过程的范例。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没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例子。

II

约拿好好的干嘛跑到鲸鱼的肚子里？这故事不太可靠，也许你也会这样想。

故事是从上帝叫约拿去劝诫尼尼微城居民开始的。上帝毁灭邪恶城市的纪录算是很可观的了，可这尼尼微城不知为什么还顽固不化地坚持罪恶。约拿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不喜欢这项任务，也许是怕寻欢作乐的尼尼微城居民用石块把自己砸死，就逃之夭夭。到了约帕，他上了一条船，开往已知世界的尽头：西班牙的他施。他当然不知道，上帝完全清楚他在那里，而且能够在东地中海兴风作浪。一场罕见的大风暴席卷而来，海员们都是些很迷信的家伙，便用抽签的办法来确定是船上哪个人引来了这场灾祸。约拿抽到了那根短签，或者是缺损的多米诺骨牌，或者是黑桃皇后。他即刻被扔下船去，又即刻被上帝特意安排在水里的鲸鱼吞到肚子里。

约拿在鲸鱼肚子里向上帝祈祷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后一定唯命是从，上帝于是叫鲸鱼把忏悔者吐出来。等到下次上帝派他去尼尼微城，约拿理所当然地遵命前往。他到那儿谴责了罪恶的城市，说它要像东地中海其他所有罪恶之城一样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寻欢作乐的尼尼微城居民就像约拿在鲸鱼肚子里一样萌生忏悔之念；于是，上帝最后还是决定赦免这座城市；于是，约拿极为恼火，这在他也是正常的，他费了那么大的工夫才把劫难的消息传达到，而那上帝素有捣毁城市的嗜好是出了名的，这回却掉转身来改了主意。好像这样还不够，上帝总是不厌其烦地要证明自己是主宰，这会儿他编造出一个奇特的寓言来耍他的奴才。他先是叫一棵葫芦长起来为约拿遮荫（我们应该把这“葫芦”理解为蓖麻一类的植物，或者是棕榈科，叶子生长迅速，遮天蔽日）；然后，只要丝手帕一舞，他就派一条蛆虫把那葫芦给毁了，让约拿经受暴晒和酷暑。上帝对这一小幕街头演艺是这样解释的：你不会因为这葫芦没帮你忙就惩罚它，对不对；同样道理，我不会去惩罚尼尼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