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 精彩片段：
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1☽
弗朗索瓦·里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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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就可看出，昆德拉的《慢》与他以前的作品有两个不同特点。
首先，这部小说篇幅不长，第一版是一百五十四页；内容简短，才五十一小“章节”。自从《玩笑》（全球版，三百九十五页，七部分，七十二章），尤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三百九十四页，七部分，一百四十五章），《不朽》（四百一十二页，七部分，一百一十三章）发表以来，我们已经学会把昆德拉的“尺寸”，跟内容丰富、结构庞杂去对号，《慢》则与此形成显著的对比。如果说在昆德拉作品中对内容收缩与相对简洁已有预兆，那可能指短篇集《好笑的爱》或《笑忘录》的不同部分；但是这些短篇和部分本身并不是独立完整的故事，它们是穿插在一个更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也由此显出其中的主要意义。昆德拉创作《慢》时，第一次采取一种新形式，不妨称为短小说。短小说的美学从叙事要求紧凑“迅速”来说，跟短篇的美学是接近的；但是从结构扩散与“漫游”来看，又跟短篇小说是远离的。“漫游”中情节、人物与“声音”——故事、议论、“身世”感叹——在这个单一而又复合的空间（书中以高速公路包围中的城堡-酒店和花园为喻）自始至终搅混一起，相互冲撞。
另一个特点；在昆德拉作品中《慢》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开创性”特征，这当然因为这部小说是直接用法语写的。这件事后来果然引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跟小说的真正目标很少关联，目标在另一个意义重大得多的层次上。确实在这种用语改变上，在这种对语言至少是理论性的“冷漠”上，包含对一种小说观念的肯定，这观念跟当前的文字崇拜也是很少关联的。根据这种崇拜，根据这种偶像崇拜，文学，包括小说，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有时听任语言的资源和“不可觉察的”权力的支配，有时疯狂追求一个“风格”，也就是说自诩为标新立异的遣词造句，拼凑成一篇“文章”，文章本身就是根本与目的。这样写成的小说经常轻佻空洞，书中可以看到一种写法自成一体，也可以听到一种个性化的“声音”，但是这个写法那么触目，这个声音那么嘈杂，叫我们除此以外也看不到、也听不到什么别的了。就拿今天用法语写成的小说来说吧，大部分作品删除写法的花哨和修辞的“大胆”后，再用简约的散文重叙一遍，那时你们看会留下什么。
《慢》正是用这种“简约的散文”写成的。书里这种散文是最直接，最不花哨，同时也最柔软，尤其是最精确的法语散文。作者的个性和“签名”鲜明夺目，丝毫不见褪色。不管怎样，这还是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读者，在这部书里读到的依然是熟悉的昆德拉风格和修辞。这种散文之美——不论是译成法语的还是直接用法语写的——首先在于它谦逊，它拒绝自我欣赏，也就是说它不追求表面效果，而是最大程度配合全局氛围和出场人物，因为首先是人物以及他们的姿态、生存和关系中的“数学”因素，组成小说的真正材质。在这些条件下，语言与文字（一切当然通过它们发生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必须回避，让人遗忘，因为正是由于这样遗忘，这样避开读者的欣赏，它们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达到这个最高品质：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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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特点——简短与法语创作——不论多么令人惊讶，总的来说还不是主要的。跟昆德拉以前的作品相比，《慢》的最大创新之处，在小说的一幕中得到最恰当的表述，这是薇拉第一次醒来，责备她的小说家丈夫：
你经常跟我说，你要写一部通篇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一部逗你一乐的大傻话。我担心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第二十六章）
思索这段话，不但走近了《慢》，也是走近了昆德拉全部小说作品的主要意义。
究竟什么是“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什么是“逗人一乐的大傻话”的小说呢？从昆德拉“理论”角度来看（如《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还有穿插在昆德拉小说里的全部评论），这可以说是一种绝对小说，一部纯化小说，剔除了一切不是小说的东西，一切不属于小说本位的东西；也就是说保持散文的本位，笑和不确定的本位，总的来说撒旦的本位。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把小说说成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也可以更广泛地说这是“不正经”的范畴，这决定了小说的固有领域和揭露能量：这是一个正经被悬置的领域。在这里一切动不得的东西，一切自称惟一和无辜的东西，一切道貌岸然强加于人的东西，立刻会被在其中流转的无限轻的空气，怀疑与可笑的空气，溶化、侵蚀、兜底翻。在这种空气的吹拂下，生存、身份、言辞都剥下了面具，暴露出幕后新闻、弄虚作假、误会、既可笑又让人痛快的真实情况。
小说因而是经受不正经考验的生活。我说得不错：考验。因为不正经，若带来轻松的话，同时从动摇基础这一点来说，却也是十分残酷的，因为生命（我的生命、其他人物的生命）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与价值的。因而说昆德拉的小说归根结蒂都是具有道德与形而上学的破坏性的故事。但是破坏并不是不经斗争，也就是说不遇到抗争就完成的。人物通过抗争试图拯救他直到那时对自己的生命、欲望、命运所赋予的那份正经，现在生命、欲望、命运受到了不正经的腐蚀性风气的攻击，变得脆弱，有崩溃的危险。一些人物，如《玩笑》的主角路德维克，《爱德华和上帝》（收入《好笑的爱》）的主角爱德华，或《笑忘录》的女主角塔米娜，堪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这是因为生命、自我、爱情、诗、历史、政治，一切使我相信自己与世界的东西，都是绝对需要正经才得以存在的。因而这一切都要跟崩溃进行抗争、较量、抵制。以至于一个完全不正经的人生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更可以说，像一个极限点，意识上的一条地平线，当然是消极的，但总是地平线，像一切地平线，既近又远，既清晰又不可企及。
对“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也可说同样的话。这似乎提到一种绝对小说，一种极限小说，小说的一种理想，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福楼拜心目中的“什么都不谈到的小说，……依靠文笔的内在力量挺然而立”☾2☽，或者瓦雷里所说的“纯粹的诗，……诗人的欲望、努力与力量的理想极限”☾3☽。作为纯粹的诗，就是排除任何散文痕迹的诗，同样，据昆德拉的意思，纯粹的小说中不存在任何“非小说”成分，也就是“正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