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枢机主教 精彩片段：
25、殊途同归
由于是政治局委员的直系亲属，玛丽亚·格拉西莫夫和她女儿卡特琳总是享受类似要员的待遇。一辆克格勃的汽车把她们从库图佐夫大街一幢有人警卫的一套八居室公寓中接出来，送往主要供国内班机使用的弗努科沃机场。她们在机场的贵宾专用休息室内等候。无论在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似乎都比使用这个休息室的人多。今天早晨在场的几个都在各司其职。一位服务员接过她们的帽子和外套，另一位把她们领到一张长沙发旁边，第三位走上前来问她们是否要来点吃的或喝的。她俩只要了咖啡，别的什么也没有要。休息室里的工作人员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她们的穿着。衣帽寄放处的女服务员抚摸着她们那两件手感极好、滑溜溜的毛皮大衣。她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当年她的祖先看待沙皇时期的贵族时，或许也曾有过像她对这两位女士产生的羡慕之情。她俩不与其他人交谈，只是坐在那里边喝咖啡，边望着大平板玻璃窗外停放的飞机；她们俩的警卫人员坐得离她们远远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格拉西莫夫其实并不是爱沙尼亚人，只不过五十年前在那里出生而已。她的家人全都是俄罗斯人。爱沙尼亚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在沙皇时期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解放”——这是那些捣乱分子的说法，在那段时间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使俄罗斯人日子很不好过。在她的记忆中，孩提时的塔林并不那么美好，不过和其他孩子一样，她仍结交了一些终生的好朋友。即使在她与一位年轻的党务工作者结婚之后，他们的友谊依然如故。但是使大家——尤其是她的大多数朋友——惊讶的是，她丈夫竟成了苏联政府中那个最惹人憎恨的机关的头子。更有甚者，他是靠压制持不同政见者而平步青云的。尽管如此，她与那些童年时结交的朋友之间却一直保持着那份情谊，这说明了她是个性情中人。由于她的帮助，有五六位朋友才没有被下放到劳改营受苦，或者从管得较严厉的地方被调到管得较松的地方。由于她的影响，她的朋友们的孩子都上了大学。那些在儿童时代曾因为她的俄罗斯名字而讥笑过她的人，就没有这个福气了，不过她还是帮了其中一个人的小忙，就算是慈悲为怀吧。尽管她很久以前就搬到了莫斯科，但由于她的所作所为，她在塔林那小小的郊外社区仍有一些影响力。当然，她丈夫只陪她去过童年时期的家乡一次，这也是她在那边没有给人留下坏印象的原因。她为人并不坏，只不过是像以前的公爵夫人们那样，经常随意利用她所具有的间接特权罢了，不过她倒没有什么恶意。她脸上那端庄的气度也非常像个公爵夫人。二十五年前的她容貌秀美、亭亭玉立，如今风韵仍不减当年，而且更增添了几分雍容华贵的气质。在丈夫的正式社交场合中，她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着她自己的角色——当然，跟西方政治家的夫人们相比，她还逊色不少，但她也得注意自己在言谈举止上要恰如其分。在这种场合中的锻炼此刻真帮了她的大忙。现在无论谁在观察她，都绝不会知道她内心在想什么。
她只知道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丈夫只告诉她在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等着，其他的问题不准问，并且要她一定得按他说的去做，不要考虑任何后果。他向她下这道命令的时候，厨房里的自来水正哗哗地流着，他的语气是那么单调、冷静。这是自一九四一年德国攻占塔林以来，她第一次听到这么令人胆战心惊的声音。但是德国人的占领给她留下的教训之一就是：能够幸存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她女儿对她们现在所做的事一无所知。想从她的反应来判断目前的处境是不可靠的——卡特琳跟她母亲不一样，她到目前为止从未遭遇过危险，只是偶尔遇到过一些小麻烦。她是他们的独生女，现在是莫斯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正在攻读经济学。她跟大学里一些具有类似家庭背景——至少是部长级的达官贵人家庭——的同学一起外出旅行过。她已经是党员了——十八岁是入党的最低年龄限制，也尽到了身为党员的义务。去年秋季，她曾和一些同学到校外去帮助收割小麦，不过主要还是为了事后在共青团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第二版上刊登的那张照片而去的。这倒不是因为她喜欢这一套，而是因为莫斯科有新的规定：“鼓励”高级干部子女——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跟别人一样参加劳动的样子。结果很糟糕。那次劳动回来时，她带回一个新男朋友。她母亲不知道他俩是否已很亲密了，也不知道那小伙子是不是因为看见警卫或者知道她父亲是谁而吓坏了？他是否把结识她作为进入克格勃的一块跳板？抑或他是属于根本不在乎这些的新生代？她女儿就是这类人。她入党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父亲的职位可以使她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份好工作。此刻她正不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边阅读一本西德的时装杂志——这种杂志现在在苏联可以公开出售，并考虑着她去学校上课时，要穿什么样的西方时装。她的母亲此刻却在想，对一个十八岁的人来说，世界似乎近在眼前，但又似乎远在天边。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情，而她的女儿还得学会如何去认识这其中的道理。
大约在她们喝完咖啡的时候，广播里传来登机通知。她们等候着。她们不上去，飞机是不会起飞的。最后，等广播最后一次通知时，一名服务员拿着她们的上衣和帽子，另一名则领着她们和那名警卫下楼，来到她们的汽车前面。其他乘客已经坐上大客车到了飞机旁边——俄国人还没有使用旅客登机桥，她们的车到了之后，她们就直接顺着梯子走上飞机。空姐热情地把她们领到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座位上。当然，这儿的座位并不叫头等舱，但座位宽一些，前面放腿的空间也大一些，而且都是预先保留的。飞机于莫斯科当地时间十点起飞，先在列宁格勒降落，然后飞往塔林。刚过一点钟，飞机就在塔林降落了。
“这么说，上校，你对审讯对象的活动已经得出了初步结论？”格拉西莫夫漫不经心地问道。瓦图京立即看出主席似乎有心事。他本应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因为现在离政治局开会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主席同志，他的事能写成几本书。菲利托夫实际上接触到了我们所有的国防机密。他甚至曾参与制定国防政策。关于他的所作所为，我的初步结论就要写三十页。全面的审讯将需要几个月时间。”
“不要光注重速度，做得彻底些比较重要。”格拉西莫夫随便应付了一句。
瓦图京没有反应。“好吧，主席同志。”
“很抱歉，政治局今天早晨要开会。”
瓦图京上校双腿并拢，脚后跟一靠立正敬礼，随即转身离开了。他在接待室看见了戈洛夫科。他们两人相互认识。在克格勃学院里，他俩相隔一个年级，他们的晋升速度大致上也差不多。
“戈洛夫科上校，”主席的秘书说道，“主席现在必须离开了。他建议你明天上午十点再来。”
“可是——”
“他就要走了。”秘书又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