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有暴风雪 精彩片段：
高高的铁塔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每当拂晓，那里都笼罩着浓重的雾气。雾气直到日出才渐渐消散。于是它们就令人肃然地完全显现出来了。就是那两座高高的铁塔。
那里是中苏边境地带。
从我们连队出发，往北穿过一片榛子林，蹚过一片浅沼，便等于站在边境线上。矗立在两国领土上的那两座高高的铁塔，如倒铸在那一片荒原地带的钢铁的惊叹号，警告两国人——不许犯我！除了那两座铁塔，再无任何作为国界的明显标志。
但是，拨开荒草仔细探寻，会发现一根根七歪八斜、半米高的木桩子。它们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淋，水泡日晒，失去了本色。有的已经腐烂倒地，像一截截人腿骨。进一步观察，又会发现将它们连接起来的铁丝。铁丝粗细不同，某一段带铁刺，某一段不带铁刺。农场老职工们会告诉你，带铁刺的铁丝，是苏联的，不带铁刺的铁丝，是中国的。两国的铁丝，都锈透了。七歪八斜的木桩子和锈透了的铁丝，组成名副其实的国境“线”。与其说具有防范性，毋宁说只具有象征性。一到冬天，几场大雪之后，连这条国境“线”也不存在了。更起作用的，是两国人们心理上的国界。
这道国境“线”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据农场的老职工们讲，这一地带原来没有国境线。两国的人同在这里牧马、放羊、打草、开荒。苏联百姓，常到这里来和中国的农场职工做买卖，互相从不计较卢布和人民币的比值。以物易物，用俄国式的狐皮帽子、靴子、金属小酒盅、打火机、毡子等，交换中国人土造的烈性“北大荒酒”、叶子烟、棉布、兽皮、陶瓷器皿。两国男女青年相爱成亲的事，也不算稀奇。跨越两国领土回娘家的女人们，是不需要办理任何出入境手续的，绝不会受到两国边防军人的盘查。这片草地着过几次荒火，荒火是被两国的百姓和两国的边防军共同扑灭的。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秋天，中国农场的职工们，接到上级命令，连夜砍伐了许许多多木桩子。天没亮，场部就集合了几十辆马车，拉着木桩、铁丝和几百名青壮职工，十分紧急地来到这里。苏方，也出动了近一个营的士兵。显然他们也早有准备。十几辆“嘎斯”卡车上也满载着木桩和铁丝。于是，中苏双方，展开了一场紧张的钉木桩子“竞赛”。一会儿是苏联士兵在前，一会儿是中国的农场职工在前，双方都不甘落后。虽然没有裁判，“竞赛”却并未发生争端或冲突。平和地开始，平和地结束。紧张气氛仅体现在速度方面。这场速度交替领先的竞赛，造成了这一地带边境线的犬齿状态。
双方的人们，似乎比需要边境线更需要物资交换。各种交换隔着铁丝网继续进行。节假日前，交换频繁的日子里，双方的百姓，隔着铁丝网排开半里地，使边境线上热闹异常，像一条市场街。双方的边防军人，则像市场管理员，对交换的公平与否参与意见。
做了铁丝网这边或那边媳妇的女人们，对这道边境线的存在感到很不习惯。她们只能在天黑以后偷偷地钻来钻去。说是“偷偷地”，其实有点“明目张胆”。双方的边防军人发现了，睁只眼闭只眼，一般情况下都装没看见。而孩子们却享有特权，边境线给他们带来了钻铁丝网的乐趣。离不开母亲怀抱的小孩子，有时则在双方边防军人的观望下，隔着铁丝网被递送给外公外婆，大舅小姨，抱回去喜欢几天。也有的女人，晚上钻过铁丝网那边，就再也不钻回来了。钻过来钻过去的，她们嫌太“出洋相”。好说好散，并不需要法院判决，也不需要办离婚手续。称得上“文明离婚”。孩子们反正是不被铁丝网所隔的，并不感到有失去母亲的威胁。断奶迟的小孩子，有时被爸爸们抱着，来到这里吮几口去而不归的妈妈的奶，解解馋。男人对这道铁丝网的不习惯，多半是因为不习惯和他们的女人分开。
不久，苏方那面竖起了一块大标牌，两国都醒目地写着同一句警语：站住！朝中方这一面，写的是中文；朝苏方那一面，写的是俄文。
一年后，对面建起了那座高高的铁塔。中方“照此办理”，也建起了一座高高的铁塔。二十三点六米——用测高仪测出的对方那座铁塔的准确高度。中方的铁塔也建得这么高，用掉了牡丹江地区几家大机械厂运来的百十吨钢材。两座高高的铁塔，仿佛两个对峙的巨人，构造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苏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尖顶。我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平顶。站在瞭望塔上，会顿有“天高草低见牛羊”的感觉，边境线这边和那边几个村庄里的情况，尽收眼底。
1968年，农场划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我在那一年，成为这一边境地区的公民。准确地说，是成为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我们连是战略武装连队。有了我们这个连队，原先一个班的边防战士调走了。调走的原因不详。从此我们就担负起了守卫祖国门户的使命，“接管”了我方那座高高的铁塔。我们将铁塔上的那座小平顶房刷成了红色，使它成为我们“红色中国”的象征。我们称苏方那座铁塔为“钟楼”，称我们这座铁塔为“红房子”。“红房子”这种叫法是从上海知识青年中开始的，他们说它令他们想到了上海的一家西餐馆。
我每天有四个小时是和班长郭晓东一起在“红房子”里度过的。有时白天，有时夜里。
郭晓东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三个月，那一年十九岁。他长得很文气，不太爱说话。他老家在苏北，上海知青背后都叫他“苏北佬”。他却并不气恼，也不往心里去，照样友好地对待他们。我和他不久便成了朋友。我喜欢他沉静的性格。同他在一起，我常感到自己的浮躁性格也变得沉静了。
我们在“红房子”里站岗，闲闷得无事，就将对面铁塔上的苏联士兵当成取笑的对象。两座铁塔相距不到百米，用八倍的望远镜看去，他们如同面对面站在我们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