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夜晚 精彩片段：
橙色代表痛苦，蓝色代表疯狂
在1986年，即前一篇小说发表一年之后，我作出一个令我和别人同样吃惊的决定。从1970年起，我一直在依阿华大学从事美国文学教学工作。
我提升了职称，并获得聘任和全职教授的职位。我全身心地喜爱教学工作，跟那些渴望学习的年轻人相处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所大学的氛围和同僚朋友们给我的激励，一直持续了16年。
然后在某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再有精力投身于两份全职教授的工作了。我的脑海里充斥着每周工作7天的回忆。要兼顾教书职责和写作，需要我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而且在我家人已经酣睡之后，我得保持清醒状态。请上一天假，或者过一个悠闲的周末，对我而言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尽管教书是我所爱，同时写作也是我的热情所在，但是当过度疲劳终于将我压垮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位“举止温和，但喜欢事事跟人对着干的教授”
（正如一位批评家如此称我）将采取什么行动了。在1986年秋天，我辞职离开了那所大学。
生活的变更是件痛苦的事。毕竟，学术生涯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比我在依阿华大学工作的岁月更长——一直可追溯到1966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升入研究生院。尽管如今我拥有这份难得的享受可以专职写作，但我仍然十分怀念课堂。我时常反省自己的抉择。但是几个月过后，写作和教书对我而言突然变得都无关紧要了。
1987年1月，我的儿子被诊断为骨癌。从那时起直到当年6月他去世为止，眼看着马特遭受感情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如同梦魇般起伏跌宕，我简直怀疑我快发疯了。我对自己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发生，这不是真的。但是令人绝望的是这是真的，而我发现自己很想逃离现实。当我坐在马特的重症监护室内，注视着他那受到脓毒性休克蹂躏的昏迷的躯体，我惊异地发现车中拿着斯蒂芬·金的一本小说。斯蒂芬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认识马特，好心地写了几封信给他，还送了他一些摇滚乐磁带，试图分散他对病痛折磨的注意力。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的恐惧中阅读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在我看来显得有违常理。然后我想到，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为防止现实生活中的恐怖而设置了一道屏障，这实在是有点自相矛盾。我不禁回想起那些忠实的读者如何经常写信给我，描述他们生活中的灾难——死亡、婚姻破裂、失业、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等——告诉我说曾有我的一本书帮助他们度过漫漫长夜。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约翰巴思曾经说过：“虽然现实是一个参观的好去处，但是你不会愿意生活在哪里。”
当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时，另一位朋友道格拉斯·温特——一位多才多艺的小说家、评论家、文选编者和律师，问我是否愿意向他正在编著的一本选集——《首要罪恶》投稿。当时写作却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但在道格拉斯的鼓励下，我利用去医院探望马特以外的时间，在我所迷恋的凡·高油画的启发下，写成以下这部中篇小说。这是一篇有关疯狂的传奇，它有助于保持我头脑的清醒。本篇小说于1988年作为最佳中篇小说，获得恐怖小说作家协会奖。
凡·多恩的作品当然是有争议的。在19世纪后期，他的画作曾在巴黎的艺术家中引起一些流言飞语，为某些传奇提供了素材。摈弃固有传统，采用惊世骇俗的手法，凡·多恩紧紧抓住了技法的精髓，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色彩、构思、结构等等，心中有了这类基本原理，他创作出如此与众不同、如此推陈出新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使得这些画作的主题对于凡多恩而言，似乎仅仅是将颜料涂上画布的一个借口。在热烈奔放的色块和曲线里，他所运用的鲜艳色彩经常显得分外厚重，使得颜料如浅浮雕一般凸出画布八分之一英寸。观众的感悟受到色彩的强烈主导，因此和技法相比，作品所描绘的人物或景色反而退居其次了。
在19世纪后期，印象主义是流行而前卫的理论，它模仿眼睛的趋势，将视觉焦点以外的物体描绘得朦胧而含糊。凡·多恩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他强调物体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所以看上去它们都好像融为一体，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宽泛的色彩世界。凡·多恩画出来的树枝成了外伸的触须，伸向天际和绿草地，正如从空中和草地伸出的触角够到了树上，这一切都融入了五彩斑斓的曲线。他似乎不是致力于光线的幻觉，而是致力于现实本身，或者至少运用了他自己的理论。树就是天空——他的技法表明了这点。草地就是树，而天空就是草地。万物归一统。
凡·多恩画法在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家眼中并不受欢迎，以至于他花费数月心血所作的一幅油画，还经常换不到一顿饭钱。他的失败导致了精神崩溃。他的自残行为，使得他曾经的朋友——如西桑尼和高更，感到震惊并与之疏远。凡多恩在贫困潦倒和默默无闻中死去。直到20世纪20年代时。
也就是在他逝世30年后，他的画才被视作天才的作品展出。在20世纪40年代，他拷问心灵的个性特点被作为畅销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并在20世纪50年代，被好莱坞制作成影片并大获成功。当然，近年来哪怕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作品，没有三百万美元就根本买不下来。
啊，艺术！
故事从梅耶斯以及他和斯图文森教授的会晤说起。“他勉强同意……”
“我很惊讶他竟然同意，”我说，“斯图文森讨厌后印象主义，特别是凡多恩的作品。你为什么不请个容易办成事情的人，像布拉福德老头，因为布拉福德学术声望不够。如果不能发表的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写论文，而且一位受人尊敬的论文导师能够引起编辑关注该论文。此外，要是我能说服斯图文森的话，那么我便可以说服任何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