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精彩片段：
第一章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27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圆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出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6点05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他像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的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2月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正像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样，穿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礼拜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357型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削断。在打鹌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7.77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300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瞄准器的22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像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好奇而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落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像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舍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但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从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林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做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摩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他是我的心头肉。”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21周岁的生日。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见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看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像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惟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2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8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餐，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像每个礼拜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一杯搀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前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卧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林，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在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温顺的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命令道。“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在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了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给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人从梦中唤醒。
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惟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次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空建了一个木制阳台，3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口。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