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精彩片段：
第六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
第三十章 1976年：转折的前夜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的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1976年
1976年，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一个决不平凡的年份。
在这一年，中国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继去世。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时年55岁、当过毛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的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
三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调查得知，此诗作者为山西一家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还有人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挂了一条很有点幽默感的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那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幕后主使”，他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唐山城全毁，余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球震惊。
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受到自然灾害及政治波动的影响，197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了1.7％，远远低于计划要求的7％－7.5％，国家财政收入也出现了29.6亿元的赤字。在国家投资拉动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斗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1965年到1976年，中国共出现四次经济高峰，分别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现了四次低谷，分别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这一时期，由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宏观变动竟与通货膨胀无关，这与1978年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从这一年的报章来看，舆论一直在不停地声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靠“责任制”还是靠觉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厂铜工弯管组”，文内写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大肆鼓吹所谓“责任制”，胡说什么“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这种不讲路线、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的“责任制”，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我们广大造船工人心里最清楚。
文章说，“岗位责任制”对广大群众实行管、卡、压，什么车、钳、刨、铣各有专职，电焊、漆工不许乱来，每人都要“安守本份”；部门、工种之间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轨”行为，就要扣工资，给处分。这种“责任制”死死地束缚了我们工人的手脚，扼杀了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诱骗工人埋头生产，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从8月13日到10月6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批邓”文章总计110篇。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编写的三本“批邓”小册子发行了上千万册。邓小平、陈云等人在过去两年多里推行的开放和整顿政策几乎被全部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