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指南 精彩片段：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诗经
《诗经》之年代
《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未述《诗》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终局，似论三百篇皆春秋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征者为《商颂》五篇。《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后世说《诗》者或以今《商颂》为考父作，此误读《国语》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宋国沿用之，故得传于后，犹汉、魏郊祀乐府，至今虽失其调而犹存其文也。其次则《豳风》之《七月》一篇。后世注家谓周公述后稷、公刘之德而作，然羌无实据。玩诗语似应为周人自豳迁岐以前之民间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为夏正，故亦可推定为夏时代作品（？）。果尔，则三百篇中此为最古，且现存一切文学作品中亦此为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风》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相传为秦襄公送晋文公之诗；如《陈风》之“胡为乎株林，从夏南”，相传为刺陈灵公昵夏姬之诗。果尔，则为春秋中叶作品。然尽人皆可有舅，不必秦襄，夏南为夏姬虽极近似，亦无以证其必然，故《诗》讫何年，实难论定。惟《鲁颂·閟宫篇》：“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其为鲁僖公时作品更无可疑。则《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时作品，盖可推断。然《国风》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旧国，二《雅》有多篇可考定为周厉、宣时事，则假定全书诸篇以西周末东周初——约西纪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时人所作为中坚，其间最古之若干篇约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约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虽不中不甚远矣。
然则何故惟彼时代独有诗——或诗独盛耶？其一，社会文化渐臻成熟之后，始能有优美的文艺作品出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中国社会脱离僿野状态，实自周始。周初犹属启蒙时代，故可传之作品尚少。至东迁前后，人文益进，名作乃渐多。又，诗本为表情之具，周初社会静谧，冲动情感之资料较少，东迁前后，乱离呻吟，不期而全社会强烈之感情被蒸发焉，此或亦多诗之一因也。其二，问者曰：若尔则春秋中叶以后诗宜更多，曷为反少？此问题复可作两种解答。一，文体本逐时代而变迁，此类之诗，盛行已数百年，或春秋中叶以后，渐为社会所厌倦，不复有名作。二，“輶轩采诗”之制度，传记屡言，吾侪应认为事实的存在。三百篇之辑集成书，殆由于此。此事本为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废。虽有歌什，莫为撷纂，遂至沦逸。《孟子》所谓“王迹熄而《诗》亡”也。
孔子删诗说不足信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说若确，则今本《诗经》，实为孔子所手选，如徐孝穆之选《玉台新咏》，王介甫之选《唐百家诗》。然汉、唐学者多不信此说。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谨案：《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诗篇数，辄举三百，可见孔子素所诵习即止此数，而非其所自删明矣。《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外者，益可为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证。且孔子如删诗也，则以何为标准耶？如后人所谓“贞淫”耶？郑、卫言情之作具在，未尝删也。且如逸诗之见于传记者，如《论语》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如《左传》之“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凡此之类，何字何句悖于“礼义”，而孔子乃删之哉！是故以吾侪所信，则孔子决无删诗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经一度有意识的编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则编纂者或史官太师之属，不能确指为谁。要之，春秋时士大夫所同讽诵者即此三百余篇。纵有佚亡，亦不过百之一二。此则按诸故实而略可断言者也。
然则孔子之于《诗经》未尝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论语》述孔子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庄子》曰：“孔子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窃意前此之诗不皆能入乐，或入乐而沦紊其谱；孔子最嗜音乐，最通音乐，故反鲁之后，以乐理诏鲁太师，又取三百篇之谱阙者补之，舛者订之，故云乐正而《雅》《颂》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颂》之文犹昔也。失所得所，则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见；孔子正乐即正《诗》也。故乐无经，以《诗》为经。“雅言诗书执礼”而无乐，乐在《诗》中，不可分也。诗乐合体，其或自孔子始也。（看魏源《诗古微》上编之三《夫子正乐论》。）
《诗序》之伪妄
《诗经》之传授，在汉初则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而古文《毛氏传》晚出。东汉以后，毛独行而三家废。今官书题此书为“毛诗”，而村学究且有呼为“毛经”者，可叹，亦可笑也！《毛传》真伪，久成问题。吾于他书论今古文公案者已屡及之，今不再赘；而其伪中出伪、贻误后学最甚者，尤莫如所谓《诗序》。《诗序》今附《毛传》以行。每篇之首，序说所以作此诗之意，或并及作诗之人。首篇《关雎》之序特长，盖千数百言，总论全书旨趣，谓之《大序》。自余各篇，短者不及十言，较长者数十言，谓之《小序》。夫读《诗》者恒欲知作诗之人与作诗之旨，此人情也。而《诗》三百篇一一求其人与其旨以实之，殆不可能。故孟子贵“以意逆志”，《左传》称“断章取义”。申公之授鲁诗，“无传疑，疑者盖阙不传”。韩婴作《韩诗外传》，刘向作《新序》，皆实行逆志断章之教。西汉以前之说《诗》者，类皆如此。今所谓《诗序》者，乃逐篇一一取其人与其旨凿言之，若有所受焉，此所以为学者所共乐习，二千年奉为鸿宝以迄于兹也。
《诗序》谁所作耶？《后汉书·儒林传》述其来历甚明。《传》云：“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则《序》为宏作，铁案如山，宁复有疑辩之余地！乃隋唐以后之传说则大可异。或云《序》之首句为大毛公作，次句以下为小毛公作；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隋书·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尤可骇者，宋程颐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当时国史所作。以《史记》《汉书》从未齿及之《诗序》，范蔚宗时“传于世”共知出卫宏手者，乃辗转攀引嫁名及于孔子、子夏，而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不可思议之怪象矣！
《诗》非必皆无作者主名，然断不能谓篇篇皆可得作者主名。《诗》非必皆无本事，然断不能谓篇篇皆有本事。以三百篇论，则无主名无本事者其数必远过于有主名有本事者，又至易见也。鲁、齐、韩三家书虽亡，其佚说时时见于他籍，间有述各篇之主名或年代或本事，则其义率较所谓《毛诗序》者为长。（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以《宾之初筵》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作之类，盖有所受之也。）毛诗家所谓大毛公、小毛公者是否有其人，本已属问题。藉曰有之，然质诸刘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而卫宏生东汉之初，果何所受而能知申公、辕固、韩婴所不知，或另树一说以与为难者？故但考明《诗序》之来历，则其书之无价值本已不待辩。若细按其内容，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例如《郑风》，见有“仲”字则曰祭仲，见有“叔”字则曰共叔段，余则连篇累牍皆曰“刺忽”“刺忽”。郑立国数百年，岂其于仲、段、忽外遂无他人？而诗人讴歌，岂其于美刺仲、段、忽外遂无他情感？凿空武断，可笑一至此极！其余诸篇，大率此类也。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矣！（看崔述《读风偶识》卷一通论诗序、卷二通论十三国风。）
朱熹《集传》，亦每篇述作诗之旨而颇纠正卫序，较絜净矣，而又别有其凿空武断之途，故学者宜并举而廓清之。
风、颂、雅、南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