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指南 精彩片段：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左传 国语
《左传》之来历
《左传》，举全称则《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原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左传》著录始此。《志》所录刘歆《七略》文云：“仲尼……以鲁……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前乎此者，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则《左传》为注释孔子之《春秋》而作，与《春秋》同时先后成书，似甚明。
虽然，考汉代对于《左传》传习经过之事实，则不能无疑。盖西汉一代经师，似未尝以此书为与《春秋经》有何等关系。起而张之者，实自刘歆始。《汉书·刘歆传》云：“歆校中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书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据本传所记，吾侪可以得下列各项事实：（一）《左传》“藏于秘府”，外人罕得见，歆校中秘书乃见之。（二）“引传文以解经”自歆始，前此无有。（三）诸博士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四）歆以全力争立此书于学官，至于激动公愤。
《左氏》不传《春秋》
既有此类事实，吾辈对于《左传》当然不能不引起怀疑。第一，《左传》全书真伪问题。第二，《左传》对于《春秋》有无关系之问题。第一问题极易解决，因书中皆记春秋时代实事，断非后人所能全部捏造；且《史记》征引其文甚多，司马迁已见其书，可见非西汉末年始有。故今所当讨论者，惟在第二问题。
对于此问题之解答，吾辈盖左袒汉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案《左氏》释经之文，有不可解者四端：
一，无经之传。例如隐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经本无关于此事之文，何以有传？夫传以释经，既无经可谓传乎？
二，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例如隐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义耳，岂似传体？
三，释不书于经之传。例如隐元年“五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释经而释不书于经者，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吴楚何以无风乎？
四，释经而显违经意之传。例如隐三年书“尹氏卒”。《公羊传》云：“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张本也。此孔子反对贵族政体之大义，书中盖屡见。《左氏》改“尹”为“君”，谓为隐公之母，凡以避世卿之讥，袒庇王氏而已。
要之，孔子之《春秋》，孟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董生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聚散，皆在《春秋》。”盖每条皆必有所谓“义”、所谓“指”者存焉。若如《左氏》所释，则全书皆鲁史官之旧，而孔子仅得比于一钞胥，此何为者？故《左氏》自《左氏》，《春秋》自《春秋》，“引传解经”实刘歆作俑耳。
《左氏春秋》与《国语》
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自《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下列数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