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难 精彩片段：
关于流散文学、泰比特测试以及异国爱情的对话
——虹影与止庵对谈录
《阿难》：流散文学
止庵：听说你有一部新的小说《阿难》要面世，大概是什么样的题材和背景？
HY：表面上算国际历史题材。故事发生在现在，地点在印度。我认为题材上是所谓“流散文学”。现代世界大量的移民，尤其是知识界的移动，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当然也包括先前的移民后代，例如奈保尔这样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无根族”。流散这词，Diaspora，原是希腊词，指的是《圣经》中说的犹太人长期流散。犹太人这样的“散居民族”，只能靠文化上独立贡献而立足。在当代，这种流散就不是个别民族特有的现象，几乎各个民族都有。但是可以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大流散民族”。所以流散是我的衷心关怀。西方各大学现在都有这个系科，称为Diaspora studies。我自己应该算是一个流散文学作家吧。
此长篇在这儿，请读者自己看吧。成佛成魔在一念：流散本身不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我只能说，痛苦出诗人。
止庵：好像有不少作家都喜欢这样写作品：他生活在这个地方，却写那个地方，这几乎是一类文学。比如张爱玲，她写香港时人已经在上海了，写大陆时人又去香港了。那么这种跨越了时间和地域的写法，在创作时与写此时此刻身边的事情，感觉有什么不同？
HY：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我读过一本书，讲有一种人在做梦的时候，脑子里可以意识到是在做梦，在梦中又在做梦，而且知道哪件事情错了，哪件事情是对的，这样的人就已经有了一种德行。有的人做梦还不知道是在梦中，懵懵懂懂的哗一下就醒了，或是给吓醒了，或是做了什么事情很后悔。但有的人在梦中可以纠正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可以在梦中重新来做这件事，这样的人就跟其他做梦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刚才所说跨越时空的写法，它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在写作上，就可以看到流散文学的一个重大特征：它实际上不是“移民文学”这样简单化的称呼所能概括，它体现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
止庵：也许作家写的不是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比较透彻，另外在安排上也比较自由。至于地域上的背景，可能是虚幻的，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与当地的联系，但毕竟用不着那么切实。另外人在异域，常常有飘泊之感，没有根，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流亡欧洲的白俄作家，譬如蒲宁，就写过不少类似的作品，充满了失落感和沧桑感。
HY：对，比如石黑一雄、奈保尔的作品几乎都是写这样的东西，没有精神的故乡。
止庵：二战以后美国一些犹太作家，像辛格、贝娄、马拉默德等，也是这种写法，虽然写的是身边的事情。这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把人物放到异域的背景，一是人物与他所处的环境、他赖以生存的土壤丧失了联系，沧桑感、失落感都是因此而生的。
HY：甚至可以追溯到《奥德赛》。人回到故乡来，寻找一些东西，结果找不到。
止庵：也可以说，这实际是一种模式，或一种方法，当然每个作家有他具体可以发挥的东西。
HY：比如我自己，我就感到没有根，身体浮在空中。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都在路上，与那个写《在路上》的美国作家在路上完全是一样的，经历过很多事情，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或是打足球，你为谁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K》还是《阿难》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欧洲的白人，自从多佛事件、澳大利亚船民事件之后，对“移民”两字，谈虎色变。但是没有移民，哪来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