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_七　律师——厂主——画家（1）

七　律师——厂主——画家（1）

一个冬天的上午，窗外下着雪，多雾，阴暗，Ｋ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时间还早，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为了至少在下属面前保全面子，他指示自己的事务员不让任何人进来。借口说正忙着办一件要事。但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在椅子里扭动着身子，懒洋洋地整理好摊在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搁在办公桌上，低下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他现在一直在考虑着自己的案子。他经常想，也许写一份辩护书呈交法院会更好些。他将在辩护书中简述自己的生平，每说到一件大事就解释几句：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谴责，理由是什么。这种成文的辩护书与一位本身并非无懈可击的律师的口头辩护相比，优点很多，这是无疑的。Ｋ不知道律师正在为这件案子忙些什么；反正成果不大。一个多月以前，霍尔德派人来找过他，他和律师初步接触几次后，便留下了律师帮不成什么大忙的印象。开始时，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值得问。提问肯定是重要的。Ｋ觉得自己也能提出所有必须提的问题来。但是律师却从不提问，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Ｋ的对面。他微微朝自己的办公桌倾着身子，可能是听觉不灵敏的缘故；他捋着下巴中间的那撮胡子，凝视着地毯，大概正瞧着Ｋ和莱妮躺过的那块地方。他常常会给Ｋ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劝告，就像人们对小孩提的劝告一样。这些告诫既没用处又令人厌烦，最后算账时Ｋ肯定不会为此付一文钱。律师认为已经把Ｋ足足奚落了一番后，通常又要说几句安慰话，稍稍给Ｋ鼓一下劲。他会声称，他已经打赢过很多类似的官司，有时全部赢，有时部分赢。虽然那些案子其实没有这个案子棘手，但是乍看起来却更加没有打赢的希望。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他拍拍其中的一个抽屉——有一份这些案子的单子，但他抱歉地说，这张单子不能拿给别人看，因为这是官方秘密。不过他在过问这些案子时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现在会对Ｋ有好处的。他当然已经为Ｋ的案子出力了，第一份抗辩书①已基本就绪，准备向上呈交。第一份抗辩书很重要，因为辩护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决定日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不幸的是——他觉得有责任提醒Ｋ——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几份抗辩书。法官们把抗辩书往别的文犊里一塞，说什么：此时审察和审讯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诉书更为重要。如果申诉人坚持己见，他们往往补充一句：作出判决前会认真研究全部案卷的，当然包括与本案有关的各种文件，其中也有第一份抗辩书。可惜这样的事在许多案子的审理中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抗辩书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当然——律师承认——上面说的情况只是谣传而已。这一切都很令人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Ｋ应该记得，诉讼过程是不公开的；如果法院认为必要的话，诉讼过程当然也可以公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它们必须公开。当然，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诉书——是不能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辩中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况下，抗辩书中才会包含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人们只有在了解到或在审讯过程中猜到指控及指控依循的证据后，才能递呈击中要害的、说服力强的抗辩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面临的局面是棘手和繁难的，但他们却执意这么做。因为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有意见分歧。严格地说，法律不允许为被告辩护，作为辩护律师出庭的人事实上只被人们当作讼师而已，这给所有律师的脸上抹了黑。Ｋ下次参观法院办公室的时候，得去看看律师办公室，这一辈子应该开开眼界。他大概会被聚集在那儿的人吓得魂不附体。那间办公室又小又挤，这说明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室内只靠一个小天窗采光，天窗很高，你想看看外边，就得让某个同僚把你驮起来，但这时附近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会呛得你喘不过气来，并且把你的脸薰得污黑。再举一个例子，以说明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年多以前，地板上就有了一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进一个人，但足够滑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顶部，所以，如果你的脚滑进洞里，它就会穿过阁楼的地板，高悬在那些委托人等待接见的过道上方。如果律师们认为这种状况很丢脸，他们并非言过其实。他们向当局反映后，没有丝毫结果；而自费进行彻底修缮和改建则是严格禁止的。当局采取这种做法是有所考虑的：他们打算取消辩护律师，最好一个也不剩；辩护的责任完全由被告自己担负。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如果从这点出发得出结论说，被告在这个法院里出庭时不需要辩护律师，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院比任何其它法院更需要律师在场，因为诉讼过程对公众和被告都是保密的；当然只能保密到一定程度，不过事实证明，保密的范围可以很广。因此，既然被告不能看到法院的文件，人们——尤其是被告，他们是当事人，有许多忧虑使他们分心——很难从一次审讯过程中猜出法院手中有哪些材料，于是便只好让辩护律师插手干预了。一般说来，辩护律师不能参与审查，得在审讯后立即询问被告，可能的话，在预审法院的门口就询问，然后对他得到的大都是十分纷乱的材料进行整理，以便得到一点辩护时可能用得上的材料。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获取很多材料；当然这儿和别处一样，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别人多摸到一些情况。最重要的事情是辩护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辩护律师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Ｋ现在大概已从亲身体验中发现，法院组织的底层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其中有不少贪官污吏，使这个天衣无缝的司法系统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裂口。许多小律师采取行贿，或是搜集流言蜚语等方法，企图钻这个缺口的空子；文件失窃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过，至少过去有过这种事。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办法可以暂时取得对被告有利的结果，律师们因此感到骄傲，并以此为诱饵，来招揽新的委托人；但是这些方法对案件的发展起不到作用，或者只能起坏作用。除了与地位较高的官员的令人羡慕的私人关系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价值；这儿说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当然是指基层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只有借助这种关系，才能对诉讼过程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开始不易觉察，但随着案子的进展，将变得越来越显著。当然有这类关系的律师为数甚少，Ｋ的选择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许只有其他一两位律师才能自夸他们有像霍尔德博士那样的关系。这些人不屑理睬坐在律师办公室里的那班蠢货，他们和那班平庸的律师没有任何来往，而和法官们的关系则十分密切。霍尔德博士甚至用不着法院开庭时每次必到，用不着在预审法官们的前厅中恭候接见，也用不着为了取得一个虚假的成功或者更无聊的结果而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这些都用不着，Ｋ自己亲眼看见，法官们，其中不乏职位很高的法官，主动找到霍尔德门上来，心甘情愿，毫不隐瞒地向他提供情况，至少对他进行大胆暗示，和他议论各件案子下一步的转折；有时他们甚至会被他说服，接受他的一种新观点。他们也许很快就能被说服，但是对此可别指望过高，因为他们可能会爽快地接受一种有利于为被告辩护的新观点，但他们会立即回到办公室，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给被告判以重刑，比他们已经表示要放弃的原判重得多。反对已经作出的判决当然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私下里对你说的，只是私下里对你说说而已，不能在公开场合中照办，即使辩护律师以别的理由竭力博取了这些先生的支持也没用。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这些先生来拜访辩护律师——他们当然只拜访经验丰富的律师——，并非出于善意的考虑或友好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事实上离不开辩护律师。他们都知道，这个从一开始就坚持要保密的司法体系弊病甚多。法官们深居简出，无法和公众接触；他们训练有素，足以处理一般案件，这类案件的审理过程几乎全是十分机械的，只需推一把就行；然而，如果案子过于简单，或者特别棘手，他们便往往一筹莫展；他们完全不能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只接触司法体系的工作——而对人性的了解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到律师那儿去的目的是求教，他们身边总跟着一个带着机密文件的仆人。许多人们料想不到能碰见的先生们会坐在律师家的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的街道；而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后面，研究他们的文件，以期帮他们出个好主意。在这种场合，人们会发现，这些先生们如何看重自己的职务，当他们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是多么绝望。换句话说，他们的处境并不容易，如果认为他们的处境甚为容易的话，那就对他们太不公道了。在这个司法体系中，官员的级别层层上升，无边无际，甚至连内行也不知道这个等级制度的全貌。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对低级官员保密，因此连他们也很难知道，他们曾经为之工作过的案子下一步是如何进展的。他们常常不知道，进入他们的职权范围，由他们来审理的特殊案件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将要转呈到哪儿去。他们只了解案件的几个孤立阶段中的一些情况；这些官员们对终审判决及作出终审判决的理由均一无所知。他们被迫把自己束缚在法律规定他们过问的那个办案阶段内，而对于后来的情况——换句话说，对于自己办案的结果——的了解则往往不如辩护律师。辩护律师通常可以和被告保持接触，这种接触几乎可以一直保持到案子审理完毕。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低级官员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了解到许多值得了解的情况。既然Ｋ对这些情况已经心中有数，那么，当他发现法官们脾气暴躁，对待被告态度蛮横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这是人人皆有的经验。法官们的脾气都很暴躁，无一例外，哪怕在他们表面上看来镇静自若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律师们可能会为此而感到不愉快。举例来说，下面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看来是完全属实的。一位心地善良、心平气和、年岁已高的法官，手头有一桩难办的案子，律师提出几份申诉书后，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他已经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法官们确实认真得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就这样，经过二十四小时几乎毫无成效的苦于，到了拂晓时分，他走到门口，躲在门后，把每一个想进来的律师都推下楼去。律师们聚在楼下，商量着对策。从一方面来说，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进去，因此很难采取任何反对法官的法律行动，况且正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冒犯法官们。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少进法院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了一天时间，因此争取进去是很关键的一举。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师们依次奔上楼去，作出最有效的消极抵抗的姿势，听凭法官把他们推下楼，反正楼下的同事们会伸出手臂接住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那位老先生——他通宵未眠，确实已经精疲力尽了——渐感不支，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楼下的律师们起先不相信，指派一个人上楼，躲在门后观察了一阵，确知屋里真的没人了，他们才进去。据大家说，他们进去后连嘀咕一声也不敢，因为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坚持改善司法制度。然而，几乎每个被告，即使是其中头脑很简单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显露出一种建议改革的热情，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这种热情往往只是徒费时间和精力而已，这些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方面去。惟一理智的做法是使自己适应现存条件。即使可以在这儿或那儿作一些局部改进——但是这么想的人准是个疯子——由此得到的好处也只能对将来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议的人本身的利益反而会大受损害，因为他冒犯了报复心理极重的法官们。这种犯上的事情千万做不得！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应该委曲求全；你要懂得，这个庞大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应该真正放手让律师们工作，不要干涉他们。指责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当指责别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指责时更是这样。不管怎么说，霍尔德博士指出，Ｋ对法院书记官的失礼已经给这桩案子带来了很大损害。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从有可能为Ｋ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他现在故意不关心与Ｋ的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法官们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子，为了一点小事——不幸的是，Ｋ的行为不能列人小事之类——，他们就会大动肝火，甚至连老朋友也不理睬，见了他们扭头就走，并且以各种想像得出来的方式和他们作对。可是后来，他们又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敢开这样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着便和你重归于好。总之，你想要摆布他们既难也不难，你和他们打交道，很难定下一个固定原则。你有时会感到吃惊，一个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么可能积累起使自己能在这种职业中取得一些成绩所必需的全部知识。你有时当然会觉得面前一片漆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以为自己一无所获；你觉得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赢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结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有没有律师的帮助，那些官司准能打赢。而那些注定要打输的官司，则不管你怎么使劲，怎么费力，怎么醉心于一些虚假的小成功，也终归要打输。这当然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似乎什么都没把握的精神状态；你无法驳斥人家对你作出的下述指责：由于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如果你不干预的话，本来会进展得很顺利的。你失去自信，濒于绝望的边缘，这种时候，你只能处于这类精神状态。这种情绪——这当然只能是一种情绪，别无其它——使律师们十分痛苦；特别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使案子达到预定目的时，委托人却不让他过问案子了。这无疑是律师可能碰到的最坏的情况。不过，委托人解聘律师，不让他过问案件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被告一旦聘请律师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和律师在一起。因为他既然已经请人来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干呢？因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案情发生了转折，律师无法继续过问案子了。案子、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师甩开；这时，哪怕他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连法官们也一无所知。案子已经发展到不许继续列席旁听的阶段，转到一些遥远的、常人进不去的法院里去审理，在那儿被告甚至无法找到律师。然后，哪天你回到家里，会在桌子上发现无数与本案有关的抗辩书，这些抗辩书是你苦思冥想、满怀希望写成的；抗辩书退还给你了，因为在审判的这个新阶段中，它们已不再作为有关材料被接受；而是成为一堆废纸了。但这并非意味着官司已经打输，完全不是，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这点；你只是再也不知道有关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幸运的是，这只是例外情况，Ｋ的案子即使属于同一性质，也得很久以后才能达到这个阶段。在目前阶段，采取合法手段的机会还很多，Ｋ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递交上去，不必太着急；和有关的法官们进行磋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点已经做了。坦率地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目前最好别透露细节，因为这有可能从坏的方面影响Ｋ，不是使他过于高兴，便是使他过于沮丧。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讲得娓娓动听，也表示愿意帮忙；而另一些法官虽然说讲得不怎么好听，但并不拒绝合作。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不应从中得出最后结论，因为所有谈判在最初阶段都是这样进行的，人们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判断，这些谈判是否真有价值。不管怎样，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书记官能不咎既往，被他们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案子可以看作是一个——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已经清理过的伤口，人们在等待下一步的进展时就用不着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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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抗辩：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况，使诉讼不能成立。

Ｋ的律师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大谈一阵。Ｋ每次来见他，他就把上述内容重复一遍。每次总有进展，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不说。律师一直在为第一份抗辩书忙碌，可是总也完不成；然而等Ｋ下次来访时，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最后那几天很不适宜往上递抗辩书，而这种事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如果Ｋ对律师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感到厌倦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实在太慢了；律师就反驳道，进展得一点也不慢。当然，如果Ｋ能及时到他这儿来，就会进展得更快一点。遗憾的是Ｋ没有这么做，这种疏忽给Ｋ造成了不利，况且并非只是暂时的不利。

打断这种谈话的莱妮是深受欢迎的，她总是利用Ｋ在场的当儿给律师端上茶来。她会站在Ｋ的椅子后面，好像是在看着律师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里倒上茶水，呷上一口，其实她一直让Ｋ偷偷捏住她的手。一片寂静。律师在啜茶，Ｋ捏着莱妮的手，有时莱妮也壮起胆子摸摸他的头发。“你还站在这儿呀？”律师喝完茶后会问她。“我得把茶盘端走啊，”莱妮会这样回答；接着，Ｋ最后捏一下莱妮的手，律师则揩揩嘴巴，以新的精力重新开始向Ｋ发表宏论。

律师是想安慰Ｋ呢，还是想让Ｋ绝望？Ｋ说不上来，但他不久便断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律师说的当然有可能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他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的企图十分明显；他很可能从未过问过一件在他看来像Ｋ的案子这么重要的案件。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和法官们的私人交情，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起疑。谁能肯定，他利用这些关系仅仅是为了Ｋ的利益呢？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级别甚低，也就是说，他们听命于他人；各种案件中的某些转折很可能会对他们的晋升起着甚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有可能利用律师，使案子发生这类必然对被告不利的转折吗？或许他们并非一贯这么做，这不可能；有时他们可能会让律师略占上风，作为赏给他的劳务报酬，因为维护律师的声誉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他们到底想到Ｋ的案子归入哪一类呢？律师坚持认为，这个案子很棘手，因此也很重要，法院也从一开始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用不着多怀疑他们会做些什么，一条线索已经有了：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交上去，虽然案子已经拖延好几个月了。据律师说，诉讼过程仍然处于开始阶段，这些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目的是哄哄被告，使他处于被动地位，以便最后用突然作出的判决来制服他；或者起码对他说，预审已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本案已转交上级机构审理。

Ｋ亲自干预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冬天的早晨，他觉得精疲力尽，无力屏除上述信念，他的脑子里翻腾着这些想法。他一度曾经不把这个案子当作一码事，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做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对整个事件一笑了之，虽然在那种情况下，这类事本身也不会发生。可是现在，把他拽到律师这儿来的是他叔叔，因此他得把家庭因素考虑在内。他的职位也并非完全与此案的进展无关了，因为他自己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得意心情，在他的几个熟人面前欠考虑地提起了这件事。另外一些人也知道了，至于通过什么方式他并不清楚。他和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也随着案子本身而波动——总之，他现在已经不能从接受审判和拒绝接受审判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了，因为他已置身于审判中，必须小心从事。他认为自己疲惫无力是个坏兆头。

但是，目前仍然不必过于紧张。他经过努力，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谋取到银行中的一个高级职务，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如果他把在这方面奏效的才干用来处理这件案子，那肯定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要是他想达到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抛弃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没有犯过罪。这次法律行动最多像一桩银行业务，Ｋ在经手类似业务时，总能使银行受益。当然，这次法律行动中潜伏着风险，必须予以排除。正确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应该尽量看见自己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出把案子从霍尔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当天晚上。在律师眼里看来，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很可能是个侮辱；但是Ｋ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师在办公室里采取的一些行动所抵销。一旦摆脱掉律师，抗辩书就可以立即递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提请他们对本案予以特别重视。Ｋ永远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温顺地坐在顶层过道里恭候。Ｋ本人应该天天到法官们那儿去，或者请一个女人或派个其他人去，逼着法官们别再透过木格子窗监视过道，而是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研究Ｋ的案卷。应该坚持不懈地采取这种策略，每样事情都要有组织、有检查。法院总算遇到一个知道应该怎样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但是，尽管Ｋ相信他能设法做到这一切，草拟抗辩书的困难却似乎难以克服。不到一个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拟抗辩书时可能会有羞愧之感，可从来没想到拟稿过程中会有这么多困难。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头工作时，忽然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东西推向一边，拿起拍纸本，打算拟一个抗辩书的提纲，交给霍尔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进屋来。这对Ｋ来说，是个十分痛苦的时刻，尽管副经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写抗辩书，因为副经理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副经理是刚刚听到证券交易所里传出来的一个笑话，为了说明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需要画图表示，于是副经理便向Ｋ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Ｋ手中拿过铅笔，在Ｋ准备起草抗辩书的那页拍纸本上，画出所需要的图。

今天Ｋ没有再感到羞愧，抗辩书非写不可。如果在办公室里没时间——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间在家里写。假如夜里的时间不够，就只好请假。怎么都行，但决不能半途而废；谈业务也好，干任何别的事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愚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无休止的劳动的任务；不一定非得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人才会相信，拟成这份抗辩书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并非因为Ｋ懒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师才会有这种弊病——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忆一生的经历，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将是一项啰嗦透顶的任务！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总得把每天的时间消磨掉的退休人员来做是甚为合适的。可是Ｋ现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一晃眼就会消逝，因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会成为副经理的对手。作为一个单身汉，晚上和夜间本来就嫌太短促，因为他需要享乐。可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再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很可怜。得结束这种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钮上：接待室的铃响了。他按铃的时候，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他在胡思乱想中浪费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段很宝贵的时间。他当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这段时间并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几个月后可能会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决定。侍者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位已经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是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主顾，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他们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候来呢？可是，他们可能在门外会反问：勤奋的Ｋ为什么会听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糟蹋掉呢？Ｋ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感到烦恼，但又不得不厌倦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去接去第一个主顾。

这是一个性格开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Ｋ很熟悉的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正在忙着干要事的Ｋ表示遗憾，而Ｋ则对自己让厂主等了这么久而向他道歉。但是Ｋ表示歉意的方式甚为呆板，语调中缺乏诚意，如果厂主不是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业务，就一定能觉察到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写满统计数字的文件，摊在Ｋ面前，向Ｋ逐条解释，顺便纠正一些小错——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Ｋ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和Ｋ做成的一桩相似的交易，漫不经心地提醒Ｋ说，当前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打算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焦急地等着Ｋ回答。开始时，Ｋ听得很仔细，这么重要的一项交易对Ｋ也产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Ｋ就不听他讲话了。厂主倒仍旧讲得兴致勃勃，Ｋ却只是不时点点头；最后Ｋ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是凝视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Ｋ心里自问，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说纯粹是白费唇舌。厂主住口不讲了，Ｋ一时以为厂主略作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声明，他现在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觉察到，厂主眼中露出专注的目光，脸上显出警觉的神色，似乎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继续下去。于是Ｋ便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使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怀疑Ｋ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在这项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住这些数字，凑近Ｋ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后面的总设想。“这很难，”Ｋ噘起嘴说；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须了解的东西，现在被逮住了，他无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层薄纱中。Ｋ不想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记住了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Ｋ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见副经理，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跑去；Ｋ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为他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见了面，握握手，然后一起走到Ｋ的办公桌前面来了。厂主指着Ｋ发牢骚，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襄理的足够重视；Ｋ当着副经理的面，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接着，两位先生倚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设想；而Ｋ却觉得，这两位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有关他的事。他慢慢抬起头，壮着胆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然后他从桌上随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样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草拟那份能彻底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便应该这么做。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毛蒜皮；他从Ｋ手里接过文件，对Ｋ说：“谢谢，我都知道了。”然后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Ｋ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没有察觉，或者是，即使察觉了，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副经理大笑了几次，他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显然使厂主很难堪；然后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妥。“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完全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对着厂主说，“我深信，如果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这桩交易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啦。”Ｋ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他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报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干预。他两手支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像是一个必恭必敬的职员。他看着那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Ｋ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Ｋ谈谈。

Ｋ终于独自呆着了。他没有丝毫愿望再接见任何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使人愉快；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擦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Ｋ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受控于法院，至少目前如此。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假如他以前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于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便头脑发昏到这种地步！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等待着他的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任何其它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抛弃其它所有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而已——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个星期假就可以了，尽管目前要求离开是十分冒险的——；这还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现在不可能预言。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使Ｋ的事业受阻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