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第九王国 精彩片段：
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
第三节
当时，对这个有房无地的村民儿子来说，坐在旅馆餐桌旁，吆喝着服务员要菜，这是多么不像话啊。开始的日子里，他仅仅靠着从超市买来的蛋奶烤饼和饼干，首先是姐姐给他塞进海员背包里的面包和苹果糊口。苹果是去年最后剩下的，已经放得太久了，只要一拿到手里，里面的果核就吱吱地响。我吃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因为饿极了，而是因为那是我最喜欢吃的，多少年以后依然如故。“美味可口”这个词对苹果与用和兰芹调味的、几乎就不加盐的黑麦和小麦面包组合起来的甜酸味再也恰当不过了。窗台上，面包、苹果和折叠刀摆成了一行。面对带着深深裂纹的圆面包，我想像着月亮的背面。当然，它一天缩小的速度都比这个天体一个星期的都要快，很快也就没有那些旁边的月亮了。最后一片是如此的薄，拿到阳光下一照，它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透明的雪花结晶网，然后也就融化了。
然而，真正的童话才要开始。我打开那两本书时，发现它们分别夹着一张纸币，像衬页一样。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姐姐的叮咛，在旅途中，我每天一定要吃上一顿“热饭”，“这样至少别让肠胃觉得到外国了”。就像我当年常常做梦都梦见捡到钱一样，我现在看到四处有更多的钱在闪烁，并且事后感到遗憾的是，姐姐怎么就没有给面包里也夹上钱，或者给苹果里塞进钱呢。我把这几张纸币折起来塞进后面的裤兜里——家里从来没有人有过钱包——，发现这个样子重复了父亲的举动。每次打完牌后，他都要向这一圈人久久地投去胜利和复仇的目光，收回自己赢得的战利品。于是，我也可以把这笔当女儿的从父亲那里弄来的钱当作赌注，兑换掉，而且就在同一天晚上，在楼下餐厅里要了第一顿热饭，语气坚定，并且自以为没有口音。那服务员脸上表现出的关注，我此刻觉得她是在微笑。
两本书的第一本原来是一个硬皮笔记本，是我哥哥在马堡上农业学校时的工作笔记。然而，因为这个本子挺厚的，再加上两张硬皮，便散发出相应的气味。所以，我总是拿它当本书看。它和另外一本，也就是那本出自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语-德语大词典、一包信、一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帽（儿子）以及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匕首和一个同一时期的防毒面罩（父亲）平时都放在木回廊上的箱子里。箱子就在父母房子的屋檐下。到我开始看书时，那儿也就只有这两本书，而且始终都放在这个半是露在外面的箱子里。我要阅读它们时，从不带进房间里，大多都坐在箱子上。看样子，仿佛同时也一起领略了各种天气，这理所当然地属于这样的阅读不可分割的部分：感受着从侧面吹来的风，眼看着光线在书上不断变换，有一次甚至被刮到房子挑檐下的雨水给淋湿了。哪儿放着这些书，那儿就是我读书的地方；因为父亲不愿意看到屋子里有书，尽管他星期天在窗台前仔细阅读报纸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习惯；只要他在那儿碰到我手里拿本书看，就愤怒地嘟嘟哝哝，因此，浑身直冒的冷汗，立刻就粉碎了这位吓得发愣的读者的文字图像。
这些年里，我多么艰难地寻找着去解读这些书的地方啊！我在三岔路口旁边的奶站后面坐过，在离得远远的田野里的圣像柱旁的长凳上待过，也去过德拉瓦特罗格峡谷里一段与世隔绝的河岸边。我的脚前，那片被堵起来的河水如此平静，上下一个样，天地为一体……有一次，我登上了林肯山。快到山顶时，在一片覆盖着蕨类植物的空旷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松树，我看到面前这个地方，那肯定就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之地：这棵树周围有一片软乎乎的草地，人们习惯叫它“女人发”，一个由天然软垫搭建起来的床铺；它不是罪恶之地，而是一个似乎立刻会从那名为“恐惧与战栗”☾1☽的书中吹向我的精神宝座。然而，我在那里卡在第一页了，甚至连第一句话都弄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学校走廊里，看着旁边别的走读生正在做自己的作业，我眼前才豁然一亮，便立刻明白了那些句子和结果从句。伴随着这些语句，我同时看清了周围一个个细节，凳子的纹理，前座那个人的发型和走廊尽头的电灯。这时，我才听到了那棵松树里的涛声。可在之前，在那片旷地上，当你打开那本书时，涛声突然减弱了。那个地方，所有那些地方，尽管它们都那样可爱，那样诱人去读书，可是，每当我要坐到那儿时，它们却都一个个地消失了。于是，我就偷偷地走开了，就像被父亲那愤愤的嘟哝弄得不认识字了似的。直到今天，这个读者惟一固定的座位始终就是那个放在父亲房子回廊上的，如今早已被砍成劈柴的箱子。在寻找座位的过程中，我惟独感受到的是，难以隐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里，恰恰是因为带着一本书。
我也同样如此陪伴着哥哥那本工作笔记，经历了习以为常的辗转——在火车站那几乎始终空空如也的，掩映在栗子树中的候车室里，在公墓里一座上面刻着一架正在俯冲的飞机的墓碑前，在那座湖泊出口旁的石桥上，我都一一地尝试过——，最终又在这旅店房间里，一只眼角里隐隐约约地映现出那只雄松鸡，另一只里明明亮亮地映现出摆满碗盘和酒杯的灶台，眼前是一棵棵松树梢，目光再投向远处，就是一座邻居的房子，屋顶的一行行脊瓦从左向右排列着，类似于笔记本里的一行行字。
虽然我迄今一再把这本书读来读去，却不能真正读懂它，因为在农业学校里，授课语言是斯洛文尼亚语。我之所以观赏它，是因为那些图样，首先是因为字迹。它一目了然，十分工整；字母又细又长，微微向右倾斜，一页一页地翻阅时，让人会觉得像是在淅淅沥沥地、没完没了地、一成不变地下雨的样子。它既没有曲线，也没有弧线；既没有缩略，也没有疏忽，因此，它无疑永远也不会成为印刷字体。没有一个字母在词语中与其他字母分离，不存在联系，同时又区别于过去一百年里那美丽如画的文献，因为它的流畅与之所属的图样笔画融为一体了。在观赏时，我觉得好像它不仅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而是要和它的对象一起继续坚定不移地奔向一个目标，而行列中的每个字母都是这个对象的图像承载者。在沃凯因，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我后来在哥哥的字迹里看到了一种很适合于这个地区的字迹：一个拓荒者的字迹，一个正在崛起的拓荒者的字迹！在这个拓荒者身上，书写也成为崛起的一部分；它不是对一种行为纯粹的见证，而是继续着同样的行为。
他在一封信里说，一个精通书写的人就会断定，“我们大家的写写画画（这个家庭的）都是同源同根的”，而我在其中始终读出了执着和自豪的韵味。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孩童的字迹。即使在最早的作业本里，他书写得就像一个以此要介入某个事件的人，像一个有责任的人，像一个领头人，像一个发现者。
实际上，正如那个护路人和写画人所说的，这整个家族恰恰是由于其“出类拔萃的”手写体远近闻名了（这个柯巴尔家族不光是用手在书写着！他一边说，一边表情夸张地伸开自己的手臂）。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而高贵的家族声誉，因为这个地区说到底也没有一家配得上“名家”这个称号。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既不“像画的”，也不“像印的”，而是以不可混淆的“柯巴尔”神态——，提出了我们的要求。母亲是个非常忙碌的写信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被视为公家的人。无论我问起哪个邻居有关哥哥的情况，除了那几个轶闻趣事外，通常都要说起格里高尔和他的果园，“经营得那样精细，那样宏伟，那样富有创造性，就跟他的字迹一样”（护路人）。甚至连姐姐也从疯疯癫癫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了。当她以“乌尔苏拉·柯巴尔”这个名字提前领到了自己的养老金时，显示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这些以其字迹出类拔萃的人中，惟一的例外就是这个家里最老的和最小的，那就是父亲和我。一个手太沉重，而另一个手则变幻无常。谁都看得出，父亲从来就没有当过一个真正的小学生；无论阅读还是书写，他看上去确实又慢又费力。在母亲给我写到寄宿学校的那些信里，他最多不过是加上惟一同时也代表他问候的字“父亲”。退休以后，他好久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便觉得，给他一个本子，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记下来，这倒是一个主意，因为他口头叙述这人生时——几乎让人吃惊，他沉默良久之后，常常开始拖着那声音深沉的“那么……”——，一再陷入结结巴巴的境地，并且说上一句就中止了：“这无法让人说得出来，只有写下来才是！”。然而，几个月以后，当我在本子里查看时却发现，尽管他整个冬天有的是时间，可上面连一句话也没写，只有数字，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我的衣服号码、门牌号、大家的生日，像楔形文字一样。（惟独那些线条，他可以用自己那根木工铅笔画得不费吹灰之力，他本来就可以十分麻利地把图样画在要加工的木材上。）
我自己始终在变换着字迹，常常在词中间写着写着就变大了，迫使那些字母从其后面的模样里解脱出来，又回到前面去，迫不及待地——从字迹图像可以看得出来——追着快点结束，也顾不上每个开头是多么认真仔细。首先，我并没有把我的手写体感受为自己的。就是到了今天，虽说它变得规范了，可我依然觉得它是不自然的，是一种模仿。和哥哥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字体，而我现在的字体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当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我就脱离开那继承来的匀称了，就不再是什么“写写画画”了，而退变成一种不成形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辨认的潦草之笔，一个忙忙乱乱和不知所云的图像，替代了那个强劲有力的家族风格。我心想着，靠着打字机，我才学会了真正的书写。坐在打字机前面，那个让我适应的字体无非就是虚幻的字体，没有什么工具，食指独个儿就当铅笔用了。恰恰是我眼前并没有看到我在写什么，动一动指头就足够了，从而使我感觉到有了一个自己的手写体和其中相应的笔锋。在虚幻地书写时，我也可以慢慢悠悠，可以停顿，也可以停止。不然的话，我用手握着那个让它感到陌生的工具局促不安，就它发出的响声也叫我心烦意乱。我非但不能直着身子坐在那儿，反而要伏在书写纸上，急急忙忙地一行接着一行写来写去，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身上散发着一种如此发馊又毫无结果的汗臭味，也难以抬起头来，哪怕眼睛扫视一下最近的周围也好。当我全身心专注自己的事情时，我在书写纸上才感受得到一种自然字体的要素。这样一来，仿佛字体图像就会与事物图像一同出现在我的心里。那么，我在哪儿能够在书写时专注一件事呢？比如说在昏暗中：这时，一笔一画，铅笔和手指打成一片，我获得了一只书写之手，某种美妙而沉重的东西，意味深长的东西。这不再是什么随笔写去，而是一种描绘。实际上，当我把那个如此产生的东西拿到光明处观看时，我的事情就以我的字迹形式展现在我面前。在这个字迹上，哥哥那美妙的创造者之手与父亲那断断续续的自学者之手似乎融为一体了。
哥哥的工作笔记首先叙述的是果树栽培。借助词典，我大概可以弄明白什么意思，它出自一个尚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然而却不是什么学习笔记，而首先是一位年轻学者独立的研究报告。到了第二部分，它就转为对事物的思考，一种论文，最后是常用规则和建议目录。总地来看，学习手册和教本在这里合二为一了。
工作笔记的主题是苹果树的栽培和优化，就像哥哥在故乡果园里自己动手试验的一样。他叙述了关于合适的土壤（“松软和肥沃”，“平整且稍微隆起”）、地形（“东西走向，但要防风”）以及最佳栽培时节（往往取决于昼夜平分时节，或者某些星象出现的时节，或者乡村的节日时节）。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把哥哥嫁接树枝和移栽小树苗的经验同时当作教育故事阅读了。他把那些小树苗从苗圃里“连带着土壤一起”移植到自己的果园里，并且把它们像在那里一样安置在同样的方向上，同时将间隔增大了好多倍：一棵树的枝条永远不应该触及另一棵的。树栽到坑里之前，他先把各个根系编织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蓝网状。那些就地从果核里长出来的树似乎表现为生命力是最顽强的，不过也是最不能结果的。树冠上面，最好是枝叶繁茂，这样一来，树冠下面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垂直地面的枝条要比端直朝上的结的果多。（然而，挂在高处的果实却不易腐烂。）要说嫁接吧，他只采用那些朝东生长的枝条。它们的形状像支铅笔，切面是斜的，好让雨水流去。切割不能直着切下去，而是顺势拉开（为了让皮面保持平滑）。为此，他一味选择已经结过一茬果实的幼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不是为了收成，而是为了乘凉辛勤劳作了”。况且他也绝对不会把幼枝嫁接到另外两条幼枝相连的岔口上，因为这样会和那两条幼枝争夺营养。他尤其就剪枝写道，枝剪得越早，你得到的“木材”就越多；枝剪得越晚，你得到的“果实”就越多；木材“向上冒”，而果实则“弯着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