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贪官 精彩片段：
第二十三章 邪恶的金钱
吴风浪站在玻璃窗前，看着洪钧走出大门。他的心中生出一丝难以名状的苦涩。他刚才对洪钧说的那些话并不都是虚伪的，他确实在洪钧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形象，尽管并非尽同。
吴风浪是渔民的儿子。父母希望他能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19岁就到公安局工作。在将近四十年的警察生涯中，他从户籍警干到侦查员，从侦查员干到刑警队长，又从刑警队长干到县公安副局长、局长，直到市公安局局长。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且努力钻研刑事技术，早在60年代就曾荣获“优秀侦查员”的称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一度受到批判，被打成走“白专道路”、坚持“技术挂帅”的“资本主义苗子”，就连他的名字也成了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证据。不过，那时他并没有丧失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立志要当一名“红色侦查员”，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当时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竟然“舒舒服服”地成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俘虏！
吴风浪年轻时笃信共产主义，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后来，他对这个信仰产生了怀疑：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吗？他知道，现在很多人加入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前程。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啦。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嘛。执政党能给其党员带来的最大福利就是“往高处走”的空间和机遇。
归根结底，这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是吴风浪在“工农兵学哲学”时就读过的，但是没有读懂，后来却被他用来解释自己的转变了。这转变是渐进的，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现在还时常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因为他当年能背诵《毛主席语录》，而且至今仍崇拜毛主席，尽管他对“老人家”的认识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吴风浪的“量变”是从心理不平衡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他当时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而这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他认为，自己是个聪明能干又吃苦耐劳的人，理应是成功者。然而，“成功”这两个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人们的成就感也会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他曾经听一位教授讲过“官本位”和“金本位”的社会成就观，极为推崇——
在封建社会中，政府官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那时的社会成就观是以官为本位的。譬如，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读书人十年寒窗苦，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平民家中若有一人入朝为官，那不仅可以光宗耀祖，甚至可以鸡犬升天。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们即使家境贫寒，也在社会中享有高尚的地位和身份，而那些商人即使腰缠万贯也很难进入达官贵人的上流社会。于是，无论在那时的中国还是欧洲，用金钱去买官职或爵位的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金钱不仅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而且具有影响政治文化的力量，所以社会成就观逐渐从“官本位”转化为“金本位”。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能够创造或聚集大量财富，你就可以在社会中吸引无数羡慕甚至崇拜的目光，就会获得无比绚丽的成功者光环。与“官本位”的社会成就观相比，“金本位”的社会成就观是进步的，因为它有助于社会中成就感的分散与均衡。但是，“金本位”的社会成就观容易导致拜金主义的流行并进而污染社会的道德环境，因此良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社会成就观作为补充，让农民、工人、服务人员等社会下层群体也能够获得与其能力和努力大体相适应的成就感。
虽然中国早已告别了封建社会，虽然中国人曾经试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地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人的社会成就观依然徘徊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一方面，“官本位”的社会成就观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都要以政府官职的级别来体现个人的成就，甚至连本应远离世俗的佛家圣地都有了“处级和尚”的名片。另一方面，偏重经济的社会发展又使中国呈现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象和思维习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人性朝向“金钱奴隶”的堕落；看到了为金钱而不择手段地践踏道德乃至残害同类的状况；看到了“为富不仁”和“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成就心理。这表明，当下中国的社会成就观是“官本位”与“金本位”的混合。
吴风浪对此感同身受。过去，他一直满足自己在社会中取得的位置，因为他可以从别人的谈话乃至目光中感受到自己的成就。换言之，他在社会中是个受人尊敬、让人羡慕的人物。后来，人们对他的尊敬依旧，羡慕却渐渐淡化。人们更多地看到了钱，而他在许多人的眼中也就变成了一个挺能干但是也挺傻的“穷官”。他并不反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问题是应该让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最让他难以接受的现实是：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曾经被他送进监狱的人！那些人曾经是流氓、小偷、抢劫犯，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狗娘养的！凭什么？他骂人了。他过去也骂人，但只骂他抓到的和没抓到的罪犯。如今，他开始没有特定对象地骂人了，这大概就是心理“量变”的起点。
在他的“量变”过程中，有件事起了很大作用。在儿子结婚之前，他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万块钱交给了儿子。他当时满心期望能看到儿子脸上的欣喜，然而，他在儿子脸上看到的是失望和不屑一顾的神态。儿子说，这点钱够干什么的呀？是够买房的还是够买车的？老爸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最没有本事了！你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给自己挣下了什么？要房没房，要车没车，连存款也刚到五位数！一万元，这也叫钱吗！虽然儿子的话很伤他的心，但是他觉得儿子的话不无道理。虽然他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但是他已清楚地看到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于是，吴风浪也开始搞钱了。不过，他开始不是给自己搞钱，而是为单位搞钱。为苦哈哈的干警们搞点福利，何错之有？当然，单位的钱多了，他花起来也就方便多啦。于是，他也可以像“大款”们一样出入豪华酒店，一样喝“XO”，一样唱“卡拉OK”。那段时间，他心中还有一条“公私界线”。他的原则是：公家的钱，可吃可用不可拿。后来，他心中的这条“界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掌握了。朋友送给他一条烟，这能算“拿”么？朋友送给他一台彩电，这能算“拿”么？朋友“借”给他几千块钱，这能算“拿”么？他的朋友很多，何错之有？他的交际广，人缘好，这正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嘛！诚然，他心里也明白，很多朋友看中的不是他的人品，而是他手中的权力。
甭管怎么说，吴风浪又成了社会中让人羡慕的人。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危机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他已经当到了市公安局长，而且是政法委书记，但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只要年龄一到，他就必须“到站下车”。而“下车”以后，他又会成为“穷官”，而且是“有级无职”的退休官。到那个时候，朋友们大概就都忙得无暇来看望他了。老局长那“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晚年生活不就是前车之鉴嘛！连医院的药费都得老局长亲自拿到财务科来报销。他对那种生活的评价只有一个字——惨！
俗话说，人生最怕老来穷。他是个有本事的人，绝不能让自己落到每个月都得盼着退休金和报销药费来生活的地步。他是个“曾经沧海无穷水”的人，怎能耐得了老年的贫穷与寂寞？这些年来，他渐渐看透了，什么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都是骗人的鬼话！只有对那些真正有权支配这些财产的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才有实际意义。比方说，他坐的这辆尼桑牌轿车是公安局的，是国家财产，但是只有他能坐，只有他能支配。对别人来说，这种全民的所有权毫无意义，只有“阿Q”那样的人才会满足于徒有虚名的权利。即使对他来说，这辆轿车的所有权也只有在他当局长时才有意义。一旦下台，那些曾经属于他的“国家财产”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他人名下。因此，为了保证晚年的“丰衣足食”，他必须积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
他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他已经没有了任何信仰。他依然是共产党员，是中国执政党的成员。然而，这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发现，周边的一些干部已经逐渐丧失对执政党的信心。有人说，失去信仰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失去信心。没有信仰，执政党依然可以保持凝聚力，但是没有信心，执政党就会变成各谋私利的乌合之众。他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