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太阁记 精彩片段：
下册
代译后记 此司马非彼司马
还是我在大阪上学的时候。
我有两个《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朋友，一个叫村井重俊，一个叫中村智志，他们每星期跟我学一次汉语。说是跟我学汉语，其实不如说是他们变相资助我一个穷学生。所以那学习，不过是每次在他们《周刊朝日》杂志编辑部内天南海北聊天而已。
有一次，村井拿出一篇改得一片红的校样给我看，说：“你看，人家好不容易整理好了，又让司马先生给改成这样。”我知道他是《周刊朝日》杂志司马辽太郎《街道漫步》连载的责编，每周都要到司马辽太郎家去拿稿子。我们由此便聊起司马辽太郎，从其人其事，到其书其文，直到其观点其影响等。他说你看，人家司马先生这么长一篇稿子（三五千字左右），我们每次才给这么这么点稿费。我在心里大致算了一下，吓了一跳——他说的那金额，相当于当时我好几个月的收入。难怪在日本国税局公布的高额纳税人名单中，司马辽太郎连续多年都排作家类前列。
村井每次给我他们的《周刊朝日》杂志，该杂志上每期都有司马辽太郎的《街道漫步》等文字。我不但由此接触不少司马文字及其作品，还因与村井他们的交流，对其人其事几乎每周都有耳闻。如此状况，一直延续到1996年司马辽太郎去世，村井本人也调转到《朝日新闻》东京本社为止（村井重俊《街道随行——司马辽太郎责编六年》，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
既有如此“特殊”关系，所以当北京贝贝特杨晓燕编辑跟我谈及翻译司马作品一事时，我直觉得有一种命运的安排，甚至也觉得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从村井那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司马辽太郎的事情，而我当年贫穷的留学生活，甚至也有一份司马辽太郎的间接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是村井的工资来源）。所以我很痛快地便答应了这个工作。
但是真正翻译起来却发现很难。
学过日语和汉语的人都知道，日语是“黏着语”，汉语是“孤立语”，语法系统完全不同。日语文章一句话可以分为几段而意思不断，而汉语如果照样分段，那将支离破碎，无法阅读。司马辽太郎与日本一般作家同样，大量使用这种黏着分段。若照葫芦画瓢直译成中文，其可读性将大大降低。
语调上也有难度。司马因为是给一般大众读者写的，他的读者对象决定了他必须尊重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了他必须使用人人都懂的白话。但因为写的是历史故事，有时又不得不使用古语语调。所以不论主人公说话或叙述语言也都是时而大众语调，时而古语语调，所谓现代口语和古文并用。再加上原著最初是边写边在杂志连载的，所以可以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气上并不完全统一。
为此，我只好在初译完后，又重新改译一遍，使其在中文文本上达到一定的语气一致，达到一定的可读性。我翻译时更重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重视司马辽太郎写法的神髓，摒弃了简单的直译，对原著的语言风格和分段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若有方家批判本书翻译语言风格与原著语言风格不同，本人甘愿接受。
翻译既已完成，下边就应该简单介绍一下《新史太阁记》（本书日文版书名）以及司马辽太郎的情况了。
《新史太阁记》写的是日本历史上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物——丰臣秀吉的发家史。丰臣秀吉本是一个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叫花子，没有任何身世背景，跟任何豪门贵族，甚至乡绅地主都沾不上半点边，想造假都造不出。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却能在日本战国乱世中露出头角，以至于最后结束战乱，统一称霸天下。如此空前绝后的人物，日本历史上众多的史学家、文学家都表示出极大兴趣，留下许多有关此人的传记等作品。如此人物，司马辽太郎当然不会放过。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写得炉火纯青的1966年开始在新潮社《小说新潮》月刊上连载《新史太阁记》，直到1968年3月结束。连载结束后新潮社马上就分上下出版了单行本，后又收入袖珍版新潮文库。1972年另外一家出版社“文艺春秋”出版《司马辽太郎全集》时，收入全集第17卷（尾崎秀树《司马辽太郎的世界〈新史太阁记〉——人生的演出家——》，《司马辽太郎全集》第17卷《新史太阁记》，文艺春秋，1972年）。连载杂志、单行本、文库本、全集本这些林林总总的版本全加起来，其销售总数当在三百万部左右。司马辽太郎厉害，就这还不算他的销量大哥大。据统计，他还有几部作品销量超过千万，甚至有超过两千万的（《读卖新闻》2010年1月1日广告称《龙马行》2400万部、《坂上之云》1900万部）。两千多万是个什么概念？日本人口一亿两千多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的人都买过。如果再算上在各地各级图书馆被借阅的……妈呀，该用“我晕”了！
但是日本社会对司马辽太郎褒贬不一。最多的当然是坚挺的铁粉们。铁粉们甚至把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作品当做历史事实看——虽然司马在很多场合强调自己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以至于日本社会出现“司马史观”一词（鸠田小弥太《司马辽太郎 人间的大学》，PHP研究所，1997年）。对此，很多有识之士多有诟病。他们大篇幅地讨论司马作品如何歪曲历史事实，如何不真实。识者特别批判的是司马有关日本近代历史的小说。比如《坂上之云》等作品，许多近代史研究家指出其曲解历史，美化侵略行径，鼓吹所谓明治精神等（高井弘之《谬误连篇的〈坂上之云〉——论司马辽太郎美化明治日本的欺诈术》，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能如此被人热议，其实正说明了他的成功和影响。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他本没有严谨治学的义务和责任。而且他写的是小说，他所取舍的历史现象和细节等，无不经过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殊滤色镜滤过。比如其所著小说多在主人公完成主要使命时突然结束，很少写完主人公生平。《新史太阁记》同样，在丰臣秀吉成功怀柔德川家康，称霸天下指日可待时突然终结，并未继续描述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大权在握后刚愎自用、残杀无辜、侵略朝鲜等人生后半的各种愚蠢行为。但因为他睿智，因为他渊博，因为他讲历史故事引人入胜，因为他的写法常常类似彼司马（即司马迁），有些历史记录风格，所以造成很多人几乎毫不怀疑地把其作品当做历史事实看，以至于连上述那些历史研究家都掉进他设计的圈套，把他的小说当做史书批评（中塚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试问其“朝鲜观”及“明治荣光论”》，高文研，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