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精彩片段：
第1章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莱昂·布鲁姆如今已处于被半遗忘的状态。当然，巴黎第11行政区还有一大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晚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的老人还爱说“我们的劳合·乔治”，这位“一战”前英国财政大臣的名字被用来指代他设立的养老金，与之相仿，两代法国人也感激地把他们的带薪年假归功于1936年布鲁姆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的改革。但是在他的时代，布鲁姆是个有严重争议的人物：他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和楷模，身上集中了这一派所有的教义虔诚和自我矛盾；他是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这届政府给人太多期望和忧虑；他是法兰西第一位社会党总理兼第一个犹太人总理，其时反犹主义正深入人心；他又是1940年维希政权出炉后贝当一派主要的眼中钉，法国共产党的（用布鲁姆自己的话说）“头号大敌”。30年来，法兰西围绕着这个人的愤怒、仇恨以及政治分化犹如云飞浪卷，时而疯狂爆发，如今他也应该被友好地忽略了：这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1950年，77岁的莱昂·布鲁姆去世后，他的声望随着史学和政治上的时髦观点的变化而起起伏伏；人们对他自1936年6月到次年6月在第一届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中的短暂登场有各种相互对立的评价，许多流行的说法乃是由此而生。人民阵线是一个“错失了的革命契机”吗？在掌权一个月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布鲁姆极不情愿地投票表示不干预，是正确之举吗？或者换一个角度，布鲁姆和他那些不懂经济学的同志们是不是加剧了导致他们上台的经济危机，然后又把危机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尽管布鲁姆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但是人民阵线是不是促进了法国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全面垮台，并为1940年的崩溃铺平了道路？布鲁姆，援引晚近最冷酷的一位国外批评者的话说（他本国的反对者更凶），是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稚童，一个虚荣的、以为人类的改良和党派利益的要求彼此和谐一致的警句作家”？☾1☽
60年前，人民阵线经历了它哀悲的痛楚。从那以后，欧洲左派史上出现了一个转折，把它的幻觉砍削尽净，乃至一些问题现在看来，就像导致布鲁姆自己被弹劾的那些政策一样是过时的，其构想就是错误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布鲁姆为之贡献半生的法国社会党，现在已经和许多与布鲁姆有关的派系间及教义间的争论一起烟消云散。此外，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源以及1940年德国战胜的形势也了解得太多，而布鲁姆对1934年和1944年间法国历史进程的责任心，却似乎被遗忘了。
但是，这些变化没有将莱昂·布鲁姆本人，一个被遗忘者，扔进堆着更多被公平地遗忘的人的历史垃圾堆里，它们有助于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更有意味的观点看待他。这个孤独客，旧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一个没有宏大的个人野心，特别随和通达、礼贤下士，在政治上的成败和他本人一样不温不火的还俗犹太人，何以成为“全法国的公敌”？当年，他给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招来了时人最大的希望、恐惧和愤怒，现在重新审视这个人，我们能对法国20世纪的历史有何新的认识？
1872年出生的莱昂·布鲁姆出身于一个属于中产偏低阶级的，已经半同化的巴黎犹太人家庭，这个家庭从事金融业，家境一般。他一生从事过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甚至（应该说尤其是）他最凶险的敌人，也公认布鲁姆是一个有着非凡禀赋的人，他本来可以把早熟的才华转向一系列不同的方向——布鲁姆17岁时写有一篇获了奖的哲学文章，他在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位老师评道：“假如此文作者只有17岁，他就是个魔鬼。”1890年，他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但是虽然他只在该校像“流星”（埃利·哈列维〔Elie Halévy〕☾2☽语）那样一闪而过，他却发现这学校限制太多，于是一年之后便申请转系，进法律系攻读。☾3☽
但与此同时，布鲁姆已经开始从事他的三个公共职业之一：给兴于世纪末巴黎的小型期刊和评论性杂志写文学和戏剧评论。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刚过弱冠之年的莱昂·布鲁姆就在巴黎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以及年轻些的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等人在内的成名作家，都公认他是一位天才的、拥有非凡独创性的批评家。20世纪初的头10年内，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关切，在巴黎文学圈中频频露脸，甚至于1914年“一战”爆发前还出版了一部司汤达（Stendhal）研究专著。不过同时他还在开辟另一个事业：当一名成熟的、有影响的法理学者。1895年他被最高行政法院——法国行政法院录用，当了一名助理办案员；到1919年从行政法院辞职去议会履新时，他已经是一名政府特派员，写过一系列法国行政法学方面的重要的、影响持久的意见和建议书，其中许多论证并强化了行政法院作为专断国家行为的制约者的地位。
在当法理学者期间，1898年，有人请布鲁姆帮个小忙：为埃米尔·左拉的审判准备辩护词，这是他第一次踏进德雷福斯事件的旋涡。此前他对公共事务没有多大兴趣，尽管费尔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4☽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892年，布鲁姆就向他流露过想投身“政治”的意思。但是，在德雷福斯遭遇中看到的犬儒主义和不公正，以及他自己对当代公共气候的失望，改变了他的看法。大约40年以后，在谈到他初涉政坛时的情况时，他引用了《战争与和平》中的词句：“一切都这么奇怪，和他所抱的期望这么不同。”由于受到让·饶勒斯思想的感染并深深服膺，布鲁姆不仅成了一名活跃的德雷福斯分子，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者。☾5☽
若是相信布鲁姆自己的陈述，你会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亲近来得太早了点儿；还在中学时代，他在读一本讲当代戏剧的书时偶见一行字：一个剧中人说，用智力来聚敛财富无可争议；但财富可以继承，智力却不能。用布鲁姆的话说，“我的‘资产阶级’——我微乎其微的资产阶级——血统以及我所受的教育使我远离了劳动生活，我对当今社会法则最早的意识和批判性理解，要归功于这几行戏剧语言。”☾6☽很可能是这样，德雷福斯事件中一目了然的不公正，以及饶勒斯的榜样力量和说服力，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布鲁姆与法国左翼的首次接触，后来也成为他社会主义忠诚信念毕生的原动力。
但是，要到饶勒斯在“一战”前夕的1914年7月遭刺杀时，布鲁姆才开始积极担起政治责任。在此之前，他的社会主义活动还仅限于热忱地支持饶勒斯，后者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05年把本来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各股法国社会主义力量成功捏合成一个政党，对这个过程的早期情状，布鲁姆在发表于1901年的一篇时局观察中进行了详细的勾勒。也只是到了战争结束的1919年，47岁的布鲁姆才作为来自巴黎的社会党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并被同事们选为社会党议会代表团秘书长，从而开始了第三段也是最耀眼的一段职业生涯——当一名民族政治家。后来，他在给1914年的论文“司汤达和贝尔精神”☾7☽1930年重版本写的序言中谈到，早年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日子似乎已在事实上非常遥远了：“从那时起我变了，变得尽可能彻底……这本书是另一个‘我’写的——一个和我完全一体但我还是无法辨认出的‘我’。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在发掘一个死去的兄弟写的书。”☾8☽
相对年轻的布鲁姆和他成熟的自我，两者间的距离不仅表现了他的关怀和担当的改变，还折射出他在自己党内和国家舞台上掌权的速度。在进入国民议会后的一年间，布鲁姆发现自己成了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言人，那些人反对让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依附于新成立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第三国际的提议。1920年12月底，第18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大会在外省城市图尔举行，布鲁姆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著名演讲，捍卫法国民主社会主义这间“老屋”，反对那些追随布尔什维主义召唤而去的冒险者。就像当时欧洲各地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他也功败垂成，没能保护好党的统一——它在列宁的暗中操纵下一裂为二：相信法国即将翻版十月革命或被俄国版浪漫主义搅得神魂颠倒的那些人（多数派）组成了共产党；而继续忠于饶勒斯遗产或者对俄国革命进行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早熟的政变”）的人（少数派）则仍留在社会党阵营里。
布鲁姆的垂范及其对列宁主义的抗辩只得到了社会党中少数派的接纳。但是，从1920年12月起直到30年后去世，布鲁姆是他的政党毫无争议的道德领袖及其最杰出的思想代表和议会代表。从1921年到1936年，他的政党从分裂中恢复了元气，成为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悉心照料社会党，为它找回健康和自信而呕心沥血。他令全党保持对联盟和统治职责的清醒意识，直到1936年大选时一举夺回议会最大多数席位，赢得了组阁权。
1936年6月成立的人民阵线政府，脱胎于1935年为了对抗各种新兴法西斯团体迫近的威胁而建立的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联盟，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收获了一场戏剧性的失败；它的成与败不仅直接导致了自己一年后的垮台，还导致了右派的失望、恼怒以及最后的报复。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人民阵线已经支离破碎；共产党人当初仅仅是同意支持布鲁姆政府，但并没有参加进去，现在早已掉转枪口，在经济政策、不干预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阴谋等方面抨击布鲁姆和随后执政的激进党。
尽管布鲁姆再三保证恪守温和之道，并坚持说人民阵线政府没有发动革命的野心，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领导的激进党仍从一开始就对1936年的罢工、占领工厂和社会变革的革命倾向十分紧张。社会党分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布鲁姆的温和（他的政党中的左翼梦想着人民阵线新政府能领导，或至少是支持他们通过街头革命夺取权力），之二则在于布鲁姆自己逐渐认识到，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抵抗独裁者们；虽然有两种因素强化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的反战情绪：凡尔登记忆☾9☽，以及不惜以任何代价保卫和平的心理；布鲁姆自己也长期恪守维护和平的宗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局势的性质越来越明朗，他不得不含恨摈弃了它。
随后就是1940年的溃败，法国亡于贝当、赖伐尔及其盟友之手，莱昂·布鲁姆众叛亲离，人尽可欺，同时遭到左翼的怀疑和右翼的憎恨。只有80名国会议员（其中40人为社会党人）在1940年7月的表决中反对将大权全部移交给菲利普·贝当，布鲁姆是其中之一。他自己立场鲜明：“我觉得法国蒙耻了”，他在未发表的关于1940年大乱的回忆录中写道。☾10☽布鲁姆旋即于1940年9月15日被贝当投入监狱，一直关到1942年2月，他和达拉第及加梅兰（Gamelin）将军一起在维希附近的里永小城接受审判，给他们加的罪名是参与颠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