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_《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较短的一篇，全文大约六千字。这个短篇小说，固然也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个优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体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却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国葬》，更显而无疑的，是这本小说的结语（epilogue）。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国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一位都不认识了”。

秦义方这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对他，虽然明显的满怀温暖的同情，却保持客观写实，不隐饰他的缺点，没把他理想化。他诅咒年轻的侍从，就是一例。他怨恨这些年轻侍从，一方面因为他觉得他们没好好的照顾李将军，另方面必也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个颇有虚荣心的人，人家称他“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就觉得“光彩得了不得”，后来长官叫他退休养病，他的首一反应，是觉得不“体面”。我们甚至还可说，他颇有点“势利眼”：不论是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将军的灵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许多的“高级将领”，“将级军官”。对于那些享有高贵地位的将军——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满怀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对于他衷心敬爱的，服侍了一辈子的长官，秦义方也不是没有怨言。他内心咕嗜，李将军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撵出门去”。虽然，事实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养。

然而，就是在他咕噜埋怨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抱怨口气，感觉出来的，还是他对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爱”。除了忠诚的敬爱，他对李将军还怀有一种近乎母性的卫护心理。夫人过世后几年内，冬天夜里，他常起来替李将军盖被，就是一个例子。在灵堂里，他看到久居美国的李少爷，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以前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的时候，李将军气得一脸铁青，喝道：“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过了这许多年，现在又见到已经长成中年人的少爷，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这是作者何等温暖怜爱的笔触！亦十足呈示出秦义方对主人的爱护和卫护心理。但当然，秦义方没能和李少爷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他只说了“长官——他——”几个字，便缩回手，因为，“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爷心灵沟通，他却在类似的一言半语之中，和小说的另一角色——刘行奇——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秦义方因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两位久已隐居不出面的老将，而回想到李将军从前曾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他说过：“我有三员猛将……章健、叶辉、刘行奇。”（小说里提到，章、叶二人被称为“钢军司令”，刘行奇被称为“铁军司令”。笔者据闻：北伐时期，广东、广西军英勇善战，有钢军铁军之誉。）秦义方正回想到此。却见一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这是作者文字转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义方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记起北伐打孙传芳龙潭那一仗，刘行奇后颈受过炮伤，这才认出是他，赶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紧接的秦义方内心之往事回忆中，我们得知刘行奇跟随李浩然将军三十年，从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当，尽打胜仗，深得李将军的宠爱。可是在大陆最后撤退的时候，刘行奇和他的兵团被困在广东，没能和李将军等会合一同撤离，却全军覆没，给俘虏了一年，吃尽苦头，才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来台湾后，他即被革除军籍，曾到李公馆参拜长官，惭愧恸哭，称自己“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李将军则“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深叹道：“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

老和尚认出秦义方，“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说道：“秦义方——唉，你们长官——”便哽咽落泪，不能卒言。过后他又说了一次：“你们长官，他对我——咳——”还是说不下去，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虽然他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说出口，他和秦义方两人，由于对李将军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无言的片刻却达企了心灵的汇通。

作者让秦义方追忆刘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为了指示他所以变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揭露李浩然将军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从秦义方早先的内心唠叨，我们已知他的长官有“拗脾气”，性格十分倔强，七十多岁还不肯服老，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肯承认。他当了一辈子军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轰轰烈烈的建立了伟大功业。可是在台湾，“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这样的叙述，已经呈示出李将军晚年，对于年岁的压迫是多么的不肯屈降，对于现实局势使他无法施展雄才的事实，又是多么的心怀怅憾。可是我们必须等到秦义方追忆刘行奇往事的时候，才能确实测探得知李将军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爱国爱民的心之广大。当刘行奇一脸枯黑，毛发尽摧，逃到台湾来见长官，李将军和他，两人相对黯然，半天，李将军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尽丧敌手，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对于一生倔强好胜、深爱家乡的李将军，眼看自己手下几个兵团一败涂地，使十几万的同乡子弟尽丧敌手，该是何等难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对着丧失了整个兵团。惭愧得泣不成声的刘行奇，李将军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红着眼，拍着他肩膀，说道：“行奇，辛苦你了——”秦义方追忆大陆最后撤退时，李将军和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岛龙门港八桂号兵舰上苦等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了望。三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就这样寥寥数句，作者极端生动有力地表达出李将军对刘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谊，以及对自己同乡子弟兵的极端关心和爱护。

已经去世的李浩然，当然没能和读者直接见面。我们对他的认识，一部分是来自作者对灵堂动静的客观描述，例如从公祭典礼的隆重场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一生功业之大概，得知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大将军。但，我们认识他之为一个人，却是经由秦义方的意识媒介。而秦义方这个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在小说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为一个中间人，把李浩然将军推介给读者，让我们一同悼念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两篇——《思旧赋》和《梁父吟》。事实上，《国葬》的小说形式，和这两篇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说里的人物，隐隐问也仿佛有某种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