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档案 精彩片段：
第十五章 最后之战
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 1949年12月10日，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
“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
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