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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第六-1

上一篇《公冶长》,是对前四篇整个学问系统,作一对话式讨论的前半集,本篇第六篇《雍也》是和第五篇的性质相衔接起来的,也就是讨论印证的后半集。

闲置帝王才

这里就讲到一个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这篇书,同上篇以公冶长的名字来作篇名一样的,也是以学生“雍”的名字来作篇名。《公冶长》代表修德之体;《雍也》代表进业之用。雍是孔子学生中有名的一个,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轻二十九岁。在孔门得意的高弟当中,他认为道德学问都行的是颜回;慷慨好义、军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经济等等第一是子贡;另一个他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冉雍。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所谓南面,就是说他有南面而王,君临天下的大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怕孔子,因为他的排场太大了。一来就带了那么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国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国中的各项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贡出任,三军统帅子路可以站出来。这情形,诸侯列国有谁敢收容孔子?他在那里一待,谁都紧张。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圣人,实在是起来有自。他不是没有办法,而是非常有办法,只要他头一点说:你们干吧!问题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战国时,随便哪一个大国都吃不消,

都可以被他拿下来。但是孔子不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这种道德修养,就值得我们研究了。如果对当时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为圣人,是读书人被逼得穷到无可奈何,才做了圣人,那就完全错了,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孔子提出来:“雍也,可使南面。”这是说冉雍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传统文化观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们推翻以前,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古时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报,就要论罪灭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没有?有的,但是大门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许正向南方。只有州、县等官府的衙门,或者神庙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这是中国专制时代建筑方向的规矩。还有,北京的房子,在过去绝不能高过宫殿,否则就是犯罪。所以“南面”这两个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称帝称王的代名词。

我们在这两篇书上看得出来另外的一个道理。第五篇公冶长,坐在牢里犯了法的人,孔子却把女儿嫁给他;第六篇则讲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而冉雍本来是最可怜的人。他的父亲很不好,出身于贫贱家庭,如以阶级观念来讲,他的父亲是所谓下等人,可是他的儿子却资质非凡。由这两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上古时代,那种注重阶级的社会里面,他并不考虑到这些。他只问一个青年,他个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个人才,该如何就如何。所以后来他也一再鼓励冉雍。当然,冉雍下

意识中也会有一种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难免心理上有点自卑感。孔子就告诉他,不必要存有这种心理,一个人要靠自己站起来。所以这两篇书,第一个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艰难中,由孔子的培养,学问德业才能有所成。

说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在《庄子》这部书中也曾经提到过,他非常豁达。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很有内涵。《史记》上写汉高祖,也有这种字句。达者指度量的宽大,讲得好听点是豁达;讲得难听点,就是“吊儿郎当”,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这个样子,也有一半像豁达——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豁达的人往往太简。关于这个“简”字,值得研究了。我们须要特别了解:孔子经常提到的“简”,就和老子所提到的“俭”,观念是一样的。这两个字的定义,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一切都是简化,近乎豁达,批评得简单明了。那么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说做一个领导人“居敬而行简”,如果对一件事——处事,对一个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会的事务,就

对了。如果说内心的精神,没有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重视行政组织,没有“敬业”的心理,只是满不在乎,以此来标榜简化,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就变成一种权术、一种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在我们历史文化上,做领导人的,要注意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爱好一件事或一种动作,标榜一事或提倡某一点,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颦,做得更热烈、更过火了。孔子听了冉雍的话,马上就说,你的话对,我一时说错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态度及教学精神的诚敬之处。

下面又提出一个最有名弟子的重要问题。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学生中,哪一个能真正续承你的学问?最好学的是谁?孔子说,只有颜回。他认为继承学问道统的是颜回,不一定有帝王之才,却有师道的风范;而冉雍则有君道之才。颜回足为人师的学问德业在哪里呢?“不迁怒,不贰过。”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可惜已经死了。“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了。“未闻好学者也”,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好学的人了。从这段话又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观念——学问并不专指文学知识。

现在要讨论的是“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孔子也认为,除了颜回以外,三千弟子中,没有第二个人了。凡是人,都容易犯这六个字的毛病。“迁怒”,就是脾气会乱发,我们都有迁怒的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最容易迁怒的是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太太好心前来动问:“今天回得那么晚?”于是对太太:“你少讨厌吧!”这就是迁怒了。其实并不是骂太太,是在外面受了气,无处可发,向太太迁怒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长官、对朋友也要原谅。很多人挨了长官的骂,仔细研究一下,这位长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正在烦恼的时候,你再去找他,自然挨他的骂,这是被迁怒了。处理事情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些人做了历史的大罪人,就由于迁怒。有的因为对某一个人不满意,乃至把整个国家拿来赌气赌掉了。不迁怒真是太难的事。

当皇帝的能受气

我们讲两个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名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是对有名的搭挡。德国当时会强盛,不但是俾斯麦这个首相行,同时也因为有这个宽容大度的好皇帝。威廉一世回到后宫中,经常气得乱砸东西,摔茶杯,有时连一些珍贵的器皿都砸坏。皇后问他:“你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威廉一世说:“对呀!”皇后说:“你为什么老是要受他的气呢?”威廉一世说:“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只好摔茶杯啦!”所以他能够成功,所以德国在那时候能够那么强盛。

另外一个故事。朱元璋的马皇后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天在后宫廷与皇后谈笑,两个人谈得高兴,朱元璋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得跳起来说:“想不到我朱元璋也会当皇帝!”手舞足蹈,又露出了他寒微时那种样子,这是非常失态的。当时还有两个太监站在旁边,他没有留意到。一会儿朱元璋出去了,马皇后立即对那两个太监说:“皇帝马上要回来,你们一个装哑巴,一个装聋,否则你们两人都会没有命了,记住,听话!”果然,朱元璋在外面一想,不对劲,刚才的失态,将来给两个太监传了出去,那还了得。于是回到后宫,一问之下,两个太监,一个是哑巴,不会说话;一个是聋子,没有听见,这才了事。否则这两个头岂不掉下来了?所以马皇后也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好皇后。

这就讲到人生的修养与迁怒,一点事情不高兴,脾气发到别人身上,不能反省自讼。尤其是领导别人的,要特别注意。

第二点最难的,“不贰过”。所谓贰过,第一次犯了过错,第二次又犯。等于我们抽烟一样,这次抽了,下决心,下次再不要抽,可是到时候又抽起来了。再犯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贰过”。孔子说只有颜回才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人们真能做到如此,不是圣人,也算是个贤人了。“迁怒”的意义发挥起来还很多,总之,我们作人做事,要尽量注意“不迁怒,不贰过。”那么,“虽不中,亦不远矣。”

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如果认真地研究起来,这两句话是概括了全部历史哲学,也概括了人类的行为哲学。人若真能修养到“不迁怒,不贰过”,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孔子再三赞叹颜回,是有他的道理。

譬如我们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的一例。一个人到了困难的时候怨天,这是普通的事。说到“怨天”,如韩愈所说的,一个人“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这是自然的现象。又如司马迁《史记》中对《离骚》的评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澹,未尝不呼父母也。”这里所指的“穷”,并不只是没有钱了才叫作“穷”。一件事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就叫作穷。此时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感叹:“唉!天呀!”身上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往往就脱口而出:“我的妈呀!”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心理上就逃避现实,认为这是上天给我的不幸。“尤人”,就是埋怨别人、诿过于人,反正是“我没有错”。古时平民文学中有一首诗说:“作天难作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像这样,天作哪一种天才是好天呢?作天都难作,何况作人?所以一个人为朋友效力,受人埋怨,是难免的。尤其领导的人,受人物议,更是必然。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也就是包含了要我们效法天地广大包容的气度。

至于“不贰过”这层修养,比起“不迁怒”的操守,那是更深一层的功夫了。

下面文章气势再转,更见《论语》编排之曲折而隐含条理之妙。

周富济贫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岁。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这时孔子大概在当政。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学,他因为公西赤还有母亲在家,于是就代公西赤的母亲请求实物配给,也就是请拨一笔安家费。孔子说,好,给他一釜。“釜”是古代度量衡的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这是米谷的成数,数量不多,所以冉求为他“请益”。冉求为同学说话了,老师,一釜少了一点,给他增加一些吧!于是孔子说,好吧!加给他一庾。庾是古代容量的单位,十六斗。等于说孔子原来给他五万元,现在又增加了八万。大概当时冉求是在孔子那里当总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了同学,不管孔子的意见,另外自己一批给了五秉。当时十六斛为一秉,现在来说,数字相当大,好像一下子给了三五十万了。事后,孔子知道了,但是并没有责怪冉求;这也是一种教育。当然现在做官就难了,以前做官,讲情、理、法,除了法律以外,还要合理、合情。不像现在的时代精神,以法治为主,专讲人事法规与人事管理,往往无法兼顾情理。冉求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孔子如果

专讲法令,那冉求是不对的,很可能要撤职查办。但是孔子没有追究,他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袭。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对学生们说,你们要知道,公西赤这次出使到齐国去,神气得很;坐的是第一流的交通工具,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装。等于现在西装几十套,皮箱几十口。他有这许多置装费,额外津贴,尽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他妈妈用。我们帮忙别人,要在人家急难的时候帮忙人家。公西赤已经有了办法,再给他那么多,不是成了锦上添

花吗?这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所讲“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的道理。

不过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助人是件很难的事,这牵涉到社会心理问题。比如有一个朋友,又穷又病,于是替他找些朋友出钱治病。同样是这人的事情,去找了一位朋友三次,第四次以后,就要找别的朋友了。有时为了周人之急,我们可以要求别人:“再来一次!”但别人的答复说:“今天实在不行。”我们也许可以勉强的说:“这一次算我要的!”这就等于硬上了。但是某人一死,朋友们又很热心地出钱出力帮忙买棺材了。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真使人有很大的感慨,也感觉很奇怪。当

某人生前有急难的时候,替他奔走,找人帮忙还不大顺利。而他死了以后,大家又这样踊跃帮忙,同情他,可怜他穷病得死了。这种心理用在某人生前多好呢?把准备给他死后买棺材的钱,在他生前多出一点医药费好不好呢?这都要仔细思量。所以说,道德行为,又该怎样讲呢?研究下来,还是应该“济人须济急时无”,比较重要。孔子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已经有了的人,就不必再给他了。

从公西赤的事件看起来,好像孔子当主管时,对于财政的管理是比较紧缩的。但是接着这一节书连下来,便讲到另一件类似的事情,证明孔子对于财务并非悭吝。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名宪,字子思,孔子的学生。他在孔子过世以后,就辞官归隐江湖。子贡后来相卫的时候,因为很佩服他,特别去看他,结果被他刮了胡子。子贡去时,排场很大;原宪故意装扮成一个乡巴佬,穿了破旧的衣服会见子贡。见面以后,子贡说:“你生病了吧?!”原宪说:“我没生病。我没有钱,只是穷;学道而不成,才是病。像我这样子是穷,而不是病。可是你学了夫子之道,看你今天这个神气、派头……。”虽然把子贡弄得下不了台,不过由此也可见原宪的侠义气概。孔子当

政时,“原思为之宰”,这个“宰”是家宰,以今天的职务来说,相当于总务。孔子“与之粟九百”,这个九百的数字,到底有多少,无法考据,总之很多。“辞”,他不要那么多,希望减掉一点。但是孔子说,你不要推辞,你用不完可以周济那些贫穷的亲戚、朋友。

这一节是记载孔子出仕当政时,两个不同的态度。公西赤外放当大使,同学帮忙,要求多发一点安家费,孔子认为并不需要;而原宪经济状况较差,当他为孔子当总务的时候,孔子把他的待遇提得特别高。原宪不要,孔子却反而劝他收下。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孔子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风范。除了是长官的身份之外,还身兼父母、师长之责,随时以生活中的事例来教育学生,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该效法其教化精神的重点之处。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由此又讲到对仲弓的直接教育。仲弓就是冉雍,本篇的主角,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本篇第一句话,孔子就说他有当皇帝的才具——“可使南面”。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仲弓贫苦的出身,他父亲当时的名誉也并不高明,大概各方面都很不如意。但这做儿子的,却才德出众。因此孔子全力提拔这个学生,给予特别培养。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蛉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他劝冉雍心理上不必有下意识的自卑感。“犁牛”是一种杂毛牛的名称。现代畜牧中,荷兰来的杂毛牛算是好品种。但在古代这种杂色的牛,除了耕种,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尤其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庄严隆重的典礼中,一定要选用色泽光亮纯净的牛为牺牲。但这条杂毛牛却生了一条赤黄发亮,头角峥嵘的俊美小牛。虽然杂毛牛的品种不好,但是只要这头小牛本身条件好,“虽欲勿用”,即使在祭祀大典中,不想用它,“山川其舍诸?”山川神灵也不会舍弃它的。山川在往古和春秋时代,有时代表神只。在这里,孔子是说天地之神,也一定启示人们,不会把有用的才具,平白地投闲置散的。这也是告诉仲弓,你心里不要有自卑感,不要介意自己的家庭出身如何,只要自己真有学问,真有才具,真站得起来,别人想不用你,天地鬼神都不会答应的。

上面讲了冉雍的才,下面就提到颜回的德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这个仁字是讲内养的境界,是前面《里仁》篇所讲的仁之体。也就是孔子告诉曾参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仁的境界。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加以说明,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解说仁的修养。现在我们把“仁”的问题暂时搁一下。孔子说颜回能把仁的境界一直保持上三个月。至于其他同学们,只是偶然地“日月至焉”而已。或是一天有一次仁的境界,或是几天有一次,或者一个月有一次,现在我们姑且不谈这个“仁”的修养,先反过来体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心情好的时候,即使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的事,心情也是非常好,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但是好景不常,情绪坏时,芝麻绿豆的事都会惹得一肚子闷气。要说连续三个月不冒一点火气,这步修养已经难得了,更何况“三月不违仁”。由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孔子一再赞叹颜回这个得意门生了。

讲了内在的修养以后,下面讲到外用。

各有千秋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鲁国的大夫、权臣。有一天向孔子打听他学生的才干。孔子一一作答。 由此我们可看出这些学生们的性格,同时也可看出孔子认为从政所必备的学养。季康子首先问起有军事统帅之才的子路,是不是可以请他当政?孔子说子路的个性太果敢,对事情决断得太快,而且下了决心以后,绝不动摇。决断、果敢,可为统御三军之帅,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如果要他从政,恐怕就不太合适,因为怕他过刚易折。

季康子接着问,请子贡出来好不好呢?孔子说,不行,不行。子贡太通达,把事情看得太清楚,功名富贵全不在他眼下。聪明通达的人,不一定对每件事盯得那么牢。比如说桌子脏了,擦一下好不好?通达的人认为擦不擦都是一样,因为擦了又会脏,不擦也可以。如果有人说一定要擦,通达的人说擦也可以,擦了总比较干净,那擦就擦吧!总之,把事情看得通达,像这样的人,往往可以做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因为他有超然的胸襟,也有满不在乎的气概。但是如果从政,却不太妥当。

也许会是非太明而故作糊涂。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当然在正史上是没有这段记载的,只是一个笑话。传说孔子周游列国,被困在陈蔡之间。有一天学生出主意,说大家太饿了,前面有一大户人家,去借点米来。最初是子路自告奋勇前去敲门。出来一位老头子,问起是孔子的学生来借米,于是写个字叫他认。认出了,不必借,免费招待全体师生的食宿,如果认不出,一粒米都不借。子路一想,我们跟夫子专门学文学,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满口答应了这个条件。老头子就写“真”这么一个上“直”下“八”的字让子路认。子路看了后说:“这是真字嘛。”老头子听了,把门一关说:“你回去告诉你老师,不借。”子路纳闷地回来报告孔子,孔子听后对子路说:“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这个年头,饭都没得吃,你还‘认真’干嘛?”子夏听了,便自告奋勇再去借米。到了那家,自我介绍是子路的同学,也是孔子的学生。那个老头子还是写先前那个字给子夏认。子夏心想,刚才子路吃了瘪,于是答一个反义字,对老头子说:“这是‘假’字嘛!”老头子听了把门一关说:“你更不行。”子夏

回来把经过一讲,孔子听了叹道:“你这个人真糟糕,作人有时候也要‘认真’的呀!”

这就是说两边都做得通,表面看来,就称为达者,谈到这里,同时又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达”的一字范围。当时五斗米的数字很大,等于现在一万上下的月薪。可是陶渊明不干,回家去了。不过只有他才做得到。过去,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干,不干,回家去吃老米饭!”折腰就是行个礼,鞠个躬嘛!不是真把腰折断了,半斗米都干。试看陶渊明《归去来辞》,他门前可以栽五柳,起码要五十多坪地,拿到现在可以盖栋四层楼,还可以发笔财。我们现在在工业社会里做个小市民,房子是租来的,前面连一棵芭蕉都种不下,不要说五柳了。他说“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过去在大陆上的人家,自己酿得起酒的,起码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了,他当然可以在家吃老米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试看他的房子,空地有多大,好像是台北市的新公园一样,竟有三条大路都荒芜了。种竹卖笋也可卖他几千块钱一个月,他当然不为五斗米折腰。由此可见,陶渊明是有资格作个通达的达人。

所以孔子说子贡通达,但是达者不一定肯从政了。

季康子再请教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说,冉求是才子、文学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打高尔夫、跳现代舞都能来。名士气味颇大,也不能从政。

换句话说,如果把他们三个人凑合起来,不愧是大政治家的材料。为什么呢?具有刚毅果敢的精神,这是子路的长处;但还要有宽大的胸襟,也就是所谓任劳任怨的气度,这就要子贡的达。任怨尤其难;当一个计划、一个政策没有实施以前,如有人骂你混蛋时,只好低下头让他叫骂,等做出成果再说。当然,真做成混蛋就要命了。同时要见闻渊博,知识丰富,多才多艺。这“果、达、艺”三个简单的字,包括了那么多,由此可见政治家还须兼备艺术家、诗人的修养才行。

从另一面看,季康子问到这三位学生,孔子都不放行,也是因为季家当时在鲁国为权臣,气势嚣张跋扈,孔子不愿让自己学生去插上一脚。当然在学生这方面也不会愿意去。所以他故意推辞掉,虽然所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他们不能从政,却也不尽然。子贡后来相卫,每次主政,国际局势就摆平了。当时时代之乱,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子贡有这样的才具,而孔子为什么硬说他不行呢?实际上是孔子当时看这些学生都可以独当一面,无奈季康子这个老板不对路,所以连一个都不

让他去。说句老实话,在学问上讲,一个从政的人,对于这三种人的才具都需要。第一性情要养得通达,胸襟不可那么狭隘,不要有一点事就想不开,一句话就放不开,否则成就就太有限了。其次要处事果决、刚毅,下了决心,又能坚定不移,才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第三要多艺,样样都知道。政治生涯很痛苦,生活枯燥无味,比科学家还痛苦。每天接触的,都是痛苦烦恼的事,都在是非中讨生活。这个对,那个不对,老张来说老杨,老杨又来说老李,几乎没有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自己要有艺,胸襟有超然的修养。我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每天接触到的都是痛苦的病人,看到的是愁眉苦脸,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乃至呼天抢地,喊爹叫妈的声音。所以他一下班以后,回家就从事仑e画,几十年下来,他那种半中不西的画,意境很高,许多名画家,都非常佩服。想买他的,他不肯卖,于是向他要一张,他说送一张还可以,立即落款送一张。这是讲艺的价值,所以从政还要有文学的修养、艺术的情操。

爵禄不能移——闵子骞 上面说明了学问与从政的关系;下面则说到闵子骞不为费宰。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家找孔子第一流的学生从政,他们当然不会干。于是他私底下来拉一个人——闵子骞,孔子的学生,名损。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就有他。比孔子少十五岁,年纪比别的同学大一点。季家请他去当“费”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当时“宰”的官职,比之现代,讲小一点大约是县长、行政督察专员;讲大一点,就是请他当省主席了。闵子骞听到了,就告诉传话的人说,您好好替我辞掉他,我不会做的。而且,如果有第二个人再来对我说这件事,对不住,那时候我出国去了——

已经过了齐、鲁两国交界的汶水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定再来逼我作这个官,我立刻就走,离开鲁国。

从这一节记载,我们知道:第一,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他的人品德行非常好。第二,当时他对官位、功名、富贵看得淡如浮云。人家要他作官,反而会把他逼走了。第三,当时鲁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对鲁国的权臣季家,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愿意做他的官,尤其是孔子这一些学生。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做事,那是冉有。有关季家的事,有时孔子就找冉有。 讲了这几段,老是讲这一类的事,未免太单调。到此文章有了起伏,又由绚烂归平淡,下面编进了另外几个人的事,虽平凡,而意义深远。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的学生,姓冉,名耕。他有病,孔子亲自去看他,孔子待学生有如自己的子女一样。孔子在南面的窗子外,伸手拉住他的手,感叹说,他快要死了,真是命运,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重复了两句,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节很简单。但是伯牛究竟生的什么病?不知道。到了后世及近代,有人特别指出这一段。有一派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说是肺病,会传染,孔子怕传染,所以不进去,在窗子外握到他的手问病。又有人讲不是肺病——十九世纪威胁人类的才是肺病;二十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癌症;我想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是精神病。这话是真的,精神病将来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开始了。物质文明虽进步,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的方便,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只是带给人类更多心灵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结果,将来又导致心理变态、精神分裂而至于现在已开始增加的精神病。这是闲话,顺便带过。又有些学者说伯牛得的是麻疯病,所以孔子不敢去碰他。那么学生想办法,让孔子握了他一只手,在外面感叹,啊!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呢?这是什么病呢?不知道嘛!当然没有人讲这是花柳病,因为在明朝以前,中国医书上的记载,没有这种病。这是后来从外国进来,在古代中国医学称“广疮”,因为这种花柳病是广东进口来的,而广东是与外国接触最早的通商口岸,由此证明花柳病是外国来的。这几种病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不知道。那么这篇书,对于这种问学生的病,重复了两句,有什么了不起呢?战国时候,吴起在魏国为将,他的士兵屁股上生疮,吴起这位大将军、总司令,居然用嘴替他把脓吸出来。吴起如此作 为是手段,孔子如此做,则出于仁慈。

李斯的老鼠哲学

讲到吴起,顺便讲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

我们都知道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心得报告《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心得报告《中庸》。子思则传道给孟子,孟子不错,写了不少论文。至于荀子,也有一部著作传世,但到底有点掺水了。而且他的学生出了几个半吊子,像李斯、吴起这些人便是例子。

就李斯来说吧!我们如果讲政治哲学史,李斯的哲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叫他是老鼠哲学。什么是老鼠哲学呢?先要了解人类思想与历史演变有绝对关系,我们只要翻开《史记》一看《李斯传》,就可知道李斯的老鼠哲学了。李斯少年时跟荀子念书,他当时很穷,时代到了孟子以后的战国末期,人都现实了。世界越乱,人心越现实;国家社会安定了,仁义之心、道德之行才比较常见。李斯的思想,后来影响秦始皇,就是被现实所困而来。他有一天上厕所,不是现在的抽水马桶,是古时农村社会的大粪坑。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块木板,人就蹲在板上大便,谓之蹬坑。这种粪坑,更重迭远望如高楼。坑深的,大便落坑,时间长,声音大,每把偷粪吃的老鼠惊吓逃散。一天,李斯这个穷小子蹬坑,看到粪坑老鼠,又小又瘦,见人惊逃的仓皇样子,十分可怜。后来又看到米仓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见人来,不但不走避,反而瞪瞪眼很神气的样子。李斯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想,结果给他悟出一个现实的道理来了。原来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是无所凭藉;而又肥又大

见人不避的米仓老鼠,是有所凭藉的。分别在此而已。凭藉,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钱之类。李斯悟出道理以后,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不要读书了。荀子问他不读书要去干什么?他说要去游说诸侯,求功名富贵。荀子说,你还不行,学问还没有成就。李斯说,人穷到饭都没得吃,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这像什么话!老师一听这种话就说,你这个学生这种思想真糟,你去吧!就这样把李斯开除了。结果李斯碰到秦始皇这样一个混蛋,两个搞在一起,于是把一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鼠目寸光”,只搞老鼠哲学注重现实,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的结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李斯也自家难保。所以在他父子临刑的时候,他对儿子说:“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东门也不可能了。”

李斯搞老鼠哲学,为什么会被他弄成功呢?这就要看当时的环境。春秋战国三 四百年动乱下来,民穷财尽,不止经济上贫困,人才也都完了。真正人才的培养,总要百多年来的安定社会才行。不谈别的,就说溥儒的画吧!人家说真好,别无第二人。我说你认为溥儒的艺术好,但可知他成本多大?满清以孤儿寡妇率领了两三百万人入关,三百年来称帝,在宫廷里就培养了这样一个艺术家。你说成本多大?譬如李后主的词好。当然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真好!但成本多大?一个万乘之尊,玩掉了一个国家,才写出这样的词。别人的确写不出,在气魄上,没当皇帝的人,硬写不出那种境界。如果是个穷小子站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可能便写“车如流水马如龙,口袋太空空。”所以说一个国家的人才,要几百年社会安定的文化才能培养得出来。但战争一来,又都光了。因此到了战国时代,只有苏秦、张仪这两个半吊子的同学,玩弄了天下。他们是当时的骄子,如果把春秋时代的子贡、子路这班人才,来与苏秦、张仪相比,子贡、子路一定连正眼都不看他们。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像苏秦、张仪等的人才,也过去了,如李斯这些人居然也出来旋乾转坤,大摆乌龙了。由此可见当时人才之荒的严重。历史是要这样看、这样读的。不能光读故事,要把环境、地理,一切搞清楚才能了解。到了汉高祖、项羽出来的时候,人家说汉高祖是流氓出身。那时候,没有什么流氓不流氓,四百多年战争打下来,再给秦始皇、李斯两个家伙一搞以后,根本天下人各个都是如此,又岂只是汉高祖?文化的重行建立,是在汉文帝、汉武帝的时候,其中有近百年空档,几乎可以说没有文化,所以汉文、汉武对于文化整建的功勋,的确是可圈可点的。吴起也是荀子的学生,同样是没有毕业的,都是书不要读了,追求现实名利的角色;这就看出当时文化演变的衰退情形。吴起后来当大将,有个士兵生疮,吴起用口替他吸出脓血。这一来,士兵的母亲哭了,他说孩子的父亲当年生疮,吴大帅也是这 样待他,所以为吴大帅卖了命;如今又对我儿子这样,这条命又要卖给吴大帅了。

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些,是因为这节书引起的。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文:找不出伯牛的病在什么地方,而孔子在伯牛临死之前,还来握握手,看他一下。看他一下这件平常的事,却慎重地把它记载下来,编在《论语》里。可见平凡中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伯牛的病,是个很大的疑案。我们暂时把它保留在这里,等到以后再来讨论。至少有一个字,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亡之,命矣夫!”的“亡”,在古人的解释,认为孔子当时握着他的手,很悲伤地感叹,他得了绝症,这真是命!但是我的看法,古文中“亡”字往往与“无”字相通。拿白话文来解释,是孔子很伤感的说,命真不可信吗?真没有命运吗?意思也是说像这样好的人,怎么会这样短命?

不在愁中即病中

我们在中国文学里,对于人生常有“贫病交加”的悲叹。现在上面说的是一个人的病,下面便要说到一个人的贫。世界上贫病交迫的人太多了,这是我们应该用心致力的地方。所谓行仁道,就是要从社会整体的环境来均富。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要达到全民的富强康乐。

有一个朋友,过去地位很高,也是部长级的,现在有七八十岁了。前两个月碰面,看他气色很好,相逢便问年,他很风趣的说:“我是望八之年”。他来个谐音答话,自我幽默一番。这位朋友,现在蛮穷的,他常说人世上的两个字,自己只准有一个字,决不许同时拥有两字。什么字呢?“穷愁”两字。凡“穷”一定会“愁”,穷加上愁就构成穷愁潦倒。他虽然已到望八之年,因为只许自己穷,绝不再许自己愁,所以能“乐天知命而不忧”。他真的做到了,遇见知己朋友,仍然谈笑风生。另外一个人还告诉我关于他的故事说:某老还是当年的风趣。他虽然穷,家里还有一个跟了他几十年当差的老佣人,不拿薪水,在待候他。有一天,他写了一张条子,叫老佣人送到一个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又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他有条子要钱,当然照给。这一天他拿了一千块钱,然后到一家饭馆,吩咐配了几样最喜欢的菜;身上的香烟不大好,又吩咐拿来一听最喜欢抽的英国加立克牌的高级香烟。一个人慢慢享受,享受完了,口袋里掏出这一千元,全部给了茶房。茶房说要不了这许多,要找钱给他,他说不必回找了,多余的给小费。其实连那听外国香烟在内,他所费一共也不过三四百元。茶房说小费太多了,他仍说算了不必找了。他以前本来手面就这么大,赏下人的小费特别多,现在虽穷,还是当年的派头。习惯了,自己忘了有没有钱。所以朋友们当面说他仍不减当年的风趣,他听了笑笑说,我就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字只能有一个。穷归穷,绝不愁,如果又穷又愁,这就划不来,变成穷愁潦倒就冤得很。社会上贫病交迫的人很多,要想心理上不再添愁,

这个修养就相当高了。

本篇上文提到伯牛的病,下面就提到颜回的穷。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几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自己身体力行,历练起来,就不简单了。孔子第一句话就赞叹颜回,然后说他的生活——“一箪食”,只有一个“便当”。古代的“便当”就是煮好的饭,放在竹子编的器皿里。“一瓢饮”,当时没有自来水,古代是挑水卖,他也买不起,只有一点点冷水。物质生活是如此艰苦,住在贫民窟里一条陋巷中,破了的违章建筑里。任何人处于这种环境,心里的忧愁、烦恼都吃不消的。可是颜回仍然不改其乐,心里一样快乐。这实在很难,物质环境苦到这个

程度,心境竟然恬淡依旧。我们看文章很容易,个人的修养要到达那个境界可真不简单。乃至于几天没饭吃,还是保持那种顶天立地的气概,不要说真的做到,假的做到,也还真不容易。颜回则做到了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难怪孔子这么赞叹欣赏这个学生。三千弟子只有他做得到这个修养,而他不幸三十二岁就短命死了。近代人研究孔孟思想的,认为颜回是死在营养不良。虽然是一句笑话,但是大家对营养还是要注意到才对。

学问的鸿沟

说到这里,峰回路转,又转出一个高峰。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

今女画。

这节文字,就是说冉求有一次对孔子说,老师!你不要骂我们,老是说我们不努力。我们对于你的学问非常景仰,只是我们做不到,力不能及。孔子说,你这话错了。做了一半,无法克成其功,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可是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做,怎么知道无法做成呢?“今女画”,并不是说“你学画去了”,是说你冉求,自己把自己划在一个界限内。孔子的意思说,你不管做不做得成功,只要你肯立志,坚决的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这便是真正的努力。现在你自己划了一个界

限,还没开步走就先认为自己过不去,这不是自甘堕落吗?

接着就讲到真正的作学问,孔子说要作到什么程度呢?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先谈什么叫“儒”?这个中国字,根据《说文解字》的另一种解释:“儒”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边加一个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们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则是人类需要他,社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人,这就是“儒者”。我们都称孔孟思想为儒家学说,但是究竟要什么样子才能叫“儒”呢?孔子在这里提出来分为两种:一种叫君子之儒,一种叫小人之儒。如果再进一步参考《礼记》中的《儒行篇》,便有很多儒者类型的标准。一个儒者应当有怎样的行为,他的作风以及人格的规范,在《儒行篇》中,说得很清楚,也包括孔子在这里所提两种儒者之一的君子之儒行。

我们现在来说,什么叫小人儒?书读得很好,文章写得很好,学理也讲得很好。但除了读书以外,把天下国家交给他,就出大问题,这就是所谓书呆子,小人儒。所以处理国家天下大事,不但要才德学三者兼备,还要有真正的社会体验,如果毫无经验,只懂得书本上那一套,拿出来是行不通的;不知道天下事的现实情状就行不通。比如说,这两天美国总统到了中东,他在那里讲些什么?知不知道?如果说报纸上有新闻;报纸上登的,和原有的真话,不知相差多远。根据报纸你就可以评

论天下事,这是书呆子之见。君子之儒有什么不同?就是人情练达,深通世故。如前面所讲的,子路的“果”,子贡的“达”和冉求的“艺”,都具备了,那就是“君子儒”。

知人之明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五岁,姓言名偃。他出去做官,在武城这个地方为“宰”——首长。回来看老师,孔子问他在地方上得到人才没有?讲到这句话要注意,从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后辈的培养。尤其在汉唐,对地方的人才,都经过慎重的选拔,并且视选才为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子游这个学生来看他,孔子的第一句话,就问他在地方上发掘到人才没有。因为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人才。所以孔子第一句话就问这个问题。子游说:“有个澹台灭明。”号

子羽,比孔子少三十九岁,相貌很难看。中国人常用孔子一句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便是指此公的故事。在这以前他曾见过孔子,我们这位老夫子,这天不知道什么事情心情不好,看见这个年轻人怪难看的样子,并不太注意他,这位年轻人没有好久就走了。不过他还是愿意做孔子的学生,学问非常好,后来成为不得了的人物。历史上记载:在南方,他和他的弟子们名动诸侯。他到哪里,各国元首都欢迎他。而且他还带有点英豪侠气。子游在武城发现了,又介绍给孔子。所以孔子后来感叹“人不可以貌相”,以外形去判定一个人才,往往会有失误。孔子自己承认错了。错了就错了,孔子非常勇于认错。

子游向孔子报告,找到了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才。此人“行不由径”——这句话照古人的解释,是说走路绝不走小路。如比之现在的情况,不走小路,难道走大马路?不被汽车压死才怪——子游又说他从来没有到我房子讲过私话。对于汉代以来“行不由径”解释为“不走小路”的说法,(朱注:径,路之小而捷者。)我不同意。古时候“径者道也”,并没有说必是小路,人光走大路,不走捷径是笨蛋。难道是瞎子,小路不敢走,怕跌倒?那么什么叫“行不由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澹台灭明后来带了弟子,在南方一带,游说诸侯,名动公卿。他到哪里,各国元首都对他重视。这个人有江湖豪气,“行不由径”是说他行事从表面看来,有时不依常规,不循常道,有点满不在乎的味道,有如子贡那个“达”字的道理一样。因为他“行不由径”,所以孔子对他也看走了眼。言偃在这里讲他“行不由径”,表面看来有违常规,但是他又发现澹台灭明还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很讲义气,绝对无私,不是为了公事,从来不到子游的房里来。因此,我认为“行不由径”四字,

当作此解。但我这个说法,也是“行不由径”的。此举实在并非故意,因为发现这里面有些混淆不清,只好套用孟子一句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功成身退

这一篇上面都是讲学生的故事;下面是对当代一些人物的评论,说明待人处世的学问之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

也!

孟子反,是鲁国的大夫。在鲁哀公十一年这个阶段,当时鲁国有难,作战的时候,孟之反为统帅之一。孔子学生冉有也参加战役为统帅。孟子反怎样的不伐呢?有功而不骄矜,不宣扬叫不伐。古代“伐”与“矜”这两个字常常会连在一起用。“矜”是自以为高明;“伐”则为有功、有才,而自我夸耀。“奔而殿”,是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打了败仗,撤退时他走在最后,拒敌掩护撤退。我们知道历史上记载,鲁国那一次是打了败仗。学军事的人就知道,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军事中的作

战计划是有两套的;这两套计划分门订立。假如当统帅的作打胜仗的计划,参谋长便应当另作打败仗的计划,然后两套计划配合起来运用。或者参谋长作打胜仗的计划,但统帅就不能再作打胜仗的计划,否则万一败了会很惨。战争不是胜就是败,但一个人又计划胜仗怎么打,又计划败仗怎么打,心理上也成问题。当然,有特殊的将才不在此限。中国历史上打败仗最有名的军事家应该算是诸葛亮,他六出祁山,每次撤退,一兵一卒都不会少,是古今以来,安全撤退成功的战略家。

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哪一个敢走在最后面?就是平常走夜路,胆小的也先跑了,怕后面有鬼。打败仗比这还可怕。孟之反则不同。“奔而殿”,叫前方败下来的人先撤退,他自己一个人挡在后面。“殿”便是最后的意思。“将入门”这句,是说孟之反由前方撤退,快要进到自己的城门时,“策其马曰”,他才赶紧用鞭子,抽在马屁股上,超到队伍的前面去。然后告诉大家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他说,不是我胆子大,敢在你们背后挡住敌人,实在这匹马跑不动,真是要命啊!

孔子认为像孟之反修养到这种程度,真是了不起。这一节,我们有两点要了解。第一点,历史上每一战争下来,争功争得很厉害,同事往往因此变成仇人、冤家。尤其在清朝时候,有些人夺取了功劳,还把过错推给别人。因此引起内部的不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由诸将争功所致。第二点,由此可知鲁国当时国内的人事问题太复杂,但孟之反的修养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间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还自谦以免除同事之间彼此的嫉妒。

《论语》所以要把这一段编入,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之乱的可怕。实际上,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很坦白地说,在一个地方做事,成绩表现好一点,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挤;成绩不好呢?又太窝囊。人实在不大好作。当时鲁国人事上也是这样情形,孟之反善于立身自处,所以孔子标榜他不矜不伐。同时以另一个观点来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间无谓的妒忌,以免损及国家。古人说:“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

人忌是庸才。”像李陵与苏武的故事便是如此。当时李陵孤军作战,友军各怀忌心不来相救,因此被逼到投降了。司马迁为这件事向汉武帝力争,他说李陵之投降是被逼的。友军嫉妒他,不支援他,他一人带了五千士兵,孤军深入绝域,最后拚得剩下十余个人,还在奋勇拒敌,这怎么能责怪他呢?结果汉武帝发了脾气,司马迁受了宫刑。后来苏武回来,就写信劝李陵回来,李陵回信说,叫我怎么回去呢?回去以后,那些专门根据人事法规办案的人,东挑剔,西挑剔,挑剔得没完没了。我将无法辩白,实在受不了。前方作战受苦,回来碰到那些自以为懂法的专家,鸡蛋里挑骨头,一个字错了就会有罪,这叫人怎么受得了?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便是此意。

讲到这里,同时想起汉高祖大将周勃的故事。他功劳很大,到文帝时,出将入相,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后来因事坐牢,而那个监狱的管理员,叫他坐就得坐,叫他站就得站。周勃不免感叹当年统兵数十万,一呼百诺,那种威风之神气。无奈进入监牢,受尽了窝囊,也只好叹息说:“今日方知狱吏之尊!”

讲孟之反为什么要说到这些?这便是读书不要读死书,要把书读活了。读《论语》是要懂得如何作人做事,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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