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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大洋

天生恐惧镜子,那是另一个令我极度不安的世界,尤其当我回忆一些特殊的往事时,感觉那世界,被雾气袭上一层我抹擦不净的灰蓝色。

记不清从几岁开始我发誓要离开那个出生的山城的?也记不得在十八岁那年我是在哪一天离开它的,之后的日子过得非常迅速,我一直都在路上流浪。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直到我觉得应该走得更远、必须向父母告别,我才决定回故乡山城去。

那天小路上全是树叶,我站在错乱狭窄的石阶上,看到院子里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坐在一把旧木椅上,他面前的两扇大木门发黑,院墙外的石岩像刀斧削过的锋利,冷风扫过,嗖嗖地响。

我一点声音也没有地跨入院子,走近他。六六,你回来了。父亲双眼已瞎,却依然有感觉到是我,脸上即刻出现了慈爱的笑意。

我说,我回来了,可是太匆忙,什么都没给您和妈妈带。

你回来看我们就好了,你在外面不容易,从你上次走后,听说外面出事了。你妈迷信,她就给菩萨烧香,保你平安。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挤一个床,父亲则睡在竹板长凳搭的床,父亲是照顾我,担心我长途旅行睡不好。两床间隔着一把旧藤椅。除了床,屋里还有一个五抽屉柜和一个衣柜。小窗终年不见阳光,被另一幢房子封得严实,白天也要点灯才看得清楚。屋顶有间阁楼,低的地方比人矮,结满蜘蛛网的天窗坏了,没人修,成了风口,吹得板墙上的旧报纸东掉一处西掉一处。老鼠在地板上跑得欢,无法住人。就如此窄小的地方,在多年前竟住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几人挤一张床,那时只要能躺下,就能睡得好。

那个我回家的晚上,潮湿,寒冷,听得见猫在瓦片上绕着天井狂奔,那熟悉的叫声,一如多年前。我不禁打了个激灵,身体本能地贴紧母亲。

母亲六十奔七十了,脑子仍敏锐,她问我,你是不是还要走?

我一动不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母亲说,你一人在外,要多加小心。这个家,我们谁都不牵挂,就牵挂你。黑暗中母亲的脸侧了过来,眼里似乎闪烁着泪水。你最小,又生在那个倒霉的灾荒年。你爸爸被弄回来,没了工作。我没有奶喂你,即使有奶也不行,我得去老远的地方上班。你连一口牛奶也没喝过,靠玉米碴和菜叶熬粥,你命大,居然活了下来。

父亲没有睡着,他插话:把那两块大洋找出来吧。

母亲开了灯,披上衣服,下了床,从床底拉出家里惟一的皮箱。她念念叨叨地找钥匙。第一次知道家里有两块大洋,是在我小时,最多只有四岁,当时父母的声音放得极低,样子极神秘:母亲说,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再借些钱,找个好医院,治你的眼睛。父亲说,算了,眼睛治不好。再说,去兑换不就自招了吗?

朦胧的夜色中,几声汽笛呜咽,涌入耳旁。我不必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一艘运货船驶向长江嘉陵江的混合处,一个年轻的水手把缆绳扔到趸船上,套牢。这个水手,在几年之内,当了二副、大副,到了一九四九年,已是一个拖轮的船长。

父亲说山城临解放时,风声很紧,船溜的溜,人跑的跑。军队抓住父亲的船运军火上溯嘉陵江。那儿长段江岸已有解放军出没。父亲知道推脱不了,他用棉被包裹身体,仅露出眼睛,从江上第一声枪响时,他就开始大拐“之”字前行,以躲避炮弹和如雨的子弹。

血溅在驾驶舱的玻璃上,押船的士兵惨叫一声,不知是吓得跳下河还是受伤了抓不住船舷跌下去?父亲既紧张又害怕,疯狂地开着船,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他就等着被阎王带走。

当父亲从千疮百孔的船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下到沙岸上,等候在那儿的军官,掏出两块大洋给父亲。就在当夜这一带地区就被解放军占领了。

母亲把皮箱里的衣服往上放,一件暗红蓝花的双层绸质旗袍,在一叠布衣中非常醒目。我弯腰取过来,觉得是见过: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看到,有一个穿着这件旗袍的女人,跟电影里的女人一样好看。我现在想起那个好看的女人就是母亲,只是当时不相信那是她。

母亲抬起脸,看了我一眼说,你要喜欢,就给你了,城里名裁缝用手工做的,大小也许正好合你的身。

我摸着母亲这件珍惜的衣服,她几十年没机会穿,竟如新的一样,袖口,开叉,一针一线,均匀贴切,右襟边的丝纽扣,更是做得玲珑。

我对母亲说,不必找那两块大洋,母亲却不理会我,说你爸爸让找就得找。

山城解放了,城里城外到处是五星红旗和歌声,解放军接管了整座城市。很快公私合营,接着肃反开始。有人捎来口信,母亲急着去监牢看大姐的生父——一个袍哥头,没能见成,说是已经敲了脑袋。母亲那天从江边回来,就病倒了。

因为父亲敢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运动一来就引来麻烦。轮船公司的军代表对父亲说,你竟然和国民党军队合作,在我们解放这个城市时运军火支援蒋家王朝!原来被捕的国民党军官说出那艘船和那个不怕死的驾驶员,幸好他忘了说那两块大洋。军代表训斥父亲:你还娶了一个袍哥头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后代。

父亲对母亲说,我有千张嘴也说不清,冲不过去没命,冲得过去也一样没命。那年,先让他停职写检查,然后关起来。那个房子是个临江的吊脚楼,他凝视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驶的船,他的眼睛是从那时开始不好。灾荒年时眼睛扎针似的地痛,最后从船上跌下江里,送进医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亲离开了船,他还能看见什么呢?

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好的衣服,揭开来,是一层层白绸,两块银元,色泽相当暗淡。我合着绸子一起接过来。冰凉的绸子触及我的手,感觉到两块银子沉甸甸,右边的一块有个小缺口,有点乌红,像时间烙上的印记。

当过娇太太的母亲,在生下我后,因为父亲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临时工,给人洗衣服,当保姆,在建筑工地抬石头和氧气瓶。有一次,母亲病了,从跳板上栽到江里,被捞到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抬。母亲怕失掉工作。

我们住的一个烂朽的大杂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渐渐搬走了,船员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调换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钟上公共厕所,也没有附近香烟厂的吐着污气,冲着我们的耳膜大吼大叫。风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下乡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个鬼地方,街脏得无处下脚,医院、菜市场、邮局、渡船汽车都沾不上边。

每年春节的团圆饭自然吃得不欢而散,父母知道他们的处境,在儿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儿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错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没谁看得起父母,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就是一生前途无望的原因,升学、就业,更不必说参军、入团入党当官。他们很少回这个家,各顾自己艰难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来。谁都有理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顺归于这个家。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人喜欢我,邻居、老师、同学,多少年来,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么?

父亲这时从被窝里坐起来,说他要看看大洋。母亲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来。我过去给他捶背。他眼睛睁得很大,直盯前方。一双枯瘦的手,长满老年斑,轻轻摸着银元的边角,一手拿起一块对敲一下,仔细听那声音,说是真的。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几十年来,他都这样对我的母亲,对他的孩子们,对身边的每个人,对那些朝他无穷抱怨的人,连一句回应的话也没有。

父亲对我说,到哪里,都得有几个应急的钱,这点银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两块大洋放在我手心里。

半夜,母亲翻过身来,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轻拍着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无法入睡。为了使母亲安心,我闭上眼睛。

清晨来得既快又早,我轻脚轻手起床。我从包里取出母亲给我的旗袍,里面夹着包裹着白绸的两块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来,贴在脸上。然后放下,这是父亲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换来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还是让其陪伴父亲。

父母熟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提着行李,轻轻拉开门,迈出院子高高的门槛时,我的脚步稍稍停顿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回头,我不能回头。

我几乎是跑到了江边,那儿第一班轮渡已有少许旅客。轮渡把我驶向对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车站,到北京,直到飞机宽大的翅膀游出大陆架边缘上空,我发现自己的全身才放松。

我走在一条洁静的街道上,我穿着母亲的丝绸旗袍,这儿距我的故乡正好相差半个地球,是我能走的最远处,上学、打工、写书,我拼命想忘掉那个山城。有一天我踏着夜色回到我从小生长的院子,母亲和父亲老泪纵横,直问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只住一晚?而且这一次走了这么远。外国啊,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你怎么活呀?你应该把这两块大洋带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惟一能给你的东西。

我默默地接过他们递给我的两块银元,紧握在手里。

我醒了,发现手里握着的不过是远处早祷的钟声。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但是夜深人静时,我打开房门,奔到空无一人的街上,天空变幻莫测,那么蓝那么深,在如波浪般的涌动中,一艘满身枪眼的船冒着烟,突突突地向我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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