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粤商文化及潘振承其人

辛磊、祝春亭

粤商文化的个性特征是：胆识过人，敢于冒险；轻谈务实，追求实效；灵活变通，擅长模仿；兼容并蓄，开放通达。其中最突出是“胆”和“容”。没有不畏艰难的超人胆识，没有大海般的包容气度，不可能将海上丝绸之路延续。

清政府利用十三行与洋人打交道，执行四种职能：一承办朝贡贸易，独揽外商洋船接待，垄断进出口贸易。二办理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事务，海关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三管理约束驯化外商，监督限制外商在广州的自由行动。四转达外商与政府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行商身份独特，处垄断地位，既受朝廷惠顾，又倍受朝廷和官府勒索。

潘振承，潘氏族谱如是记载：“启，又讳振承，字逊贤，号文岩。乃璞斋公长子，生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十二日辰时，终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二月初三丑时，享寿七十四岁……按公家贫好义，由闽到粤，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遂寄居广东省，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陈商喜公诚，委任全权。迨至数年，陈氏获利荣归，公乃请旨开张同文洋行……”潘振承是个出身草根的商界巨子，是闻名中外的大商家。

潘振承敢冒风险，朝廷严禁白银出口，严禁出洋经营，他在瑞典投资设立海外贸易公司，拥有数艘他为大股东的西洋商船。他阳奉阴违，灵活变通，表面上，高举“八方来仪，输诚朝贡”的旗帜，竭力操办贡品满足乾隆帝“天下共主”的虚荣，实际上，他的最终目的是为地方、为十三行、为个人牟取利益。倘若不为朝贡，广州口岸存在都成问题。

天朝的官员和东印度公司都很傲慢，两个傲慢的民族相聚，必然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十三行成为矛盾冲突的聚焦地。潘振承需要调解，斡旋各种矛盾。潘振承面对的矛盾：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广东与闽浙的矛盾，行商之间的矛盾，行商与散商之间的矛盾，公行与朝廷及官府的矛盾，地方官与粤海关的矛盾，另外还有家族内部、妻妾之间的矛盾。潘振承最难化解的，是公行与朝廷及官府的矛盾。

潘振承有商人的狡黠和商首的韬略，他依附官府、讨好官府，钻朝贡贸易体制的空隙，为地方和个人牟取更多的利益。潘振承最难接受的，是株连性质的公行成员共同承担清偿外债。朝廷在债务上采取双重标准，若是外商欠行商的债务，朝廷不闻不问；若是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朝廷首先对债务人抄家入官，以偿外债。倘若资不抵债，则要公行全体成员负担债务。这最根本的原因是维持天朝的体面。泱泱天朝上国欠夷国贡商的银子，岂不贻笑夷国？

清代共出现过三个行业集约性大商帮，他们是两淮盐商、山西票商、广东行商。行商的资产集中于一条街，影响力却辐射全球。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十三行公行名存实亡。十三行代表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种情绪，承载着太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内涵，它与国运紧密联系。

潘振承是朝贡体制和岭南商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行商领袖，通过这个人物活动的背景，可以窥视乾隆盛世深藏隐患。潘振承意识到西方的崛起和天朝的衰落，潘振承是他的行业、身份、地位、行为决定了他是近代粤商的翘楚。十三行处于传统商业模式与近代商业接轨、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时代前沿，潘振承的视野和胆识，是许多中国商人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