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用时间来熬

自在金口建立大营，并升任巡抚，因为与太平军交战从未落于下风，兼之有“平乱专家”的余威，胡林翼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自我感觉，即便调和彭杨时流泪，实际上也没真正把韦俊这些人放在眼里，总以为只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可以把对手彻底摧垮。

奓山溃败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它给胡林翼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太平军绝非从前的生苗或者“榔会”可比，如果你想继续一个人单挑下去，在部队已疲困不堪的情况下，只有崩溃一途。

现实迫使胡林翼抛弃了最后一点侥幸和自傲，他决定伸手向远在江西的湘军主力求援。

胡林翼在湖北固然艰难，其实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且他的很多难处跟胡林翼还差不多。

各人都有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咸丰比较重视湖北，而曾国藩更关注江西，认为此处不仅可作为威慑南京的桥头堡，还能防卫两湖。这也是他在石达开猛攻湖北时，没有全师回援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使曾国藩不能脱离江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内湖水师仍被困在鄱阳湖内，若无强有力的陆师进行配合，孤掌难鸣尚在其次，被太平军一举歼灭才最为可怕。又如，胡林翼只带了一部分湘军去湖北，却已出现了粮饷不继的危机，若是大部队再开过去，供应无疑会更成问题。

没错，曾国藩肯留在江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提供给养。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江西官场对他的态度，竟然与当初的湖南官场如出一辙。

谁给谁添堵

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而且两人还是“同年”，也就是同科录取的进士。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同年”关系也意味着一种无形的情感纽带，之后两人又同在翰林院供职，私交虽谈不上很好，但亦无个人积怨。

在江西，这对同乡兼同年的矛盾却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陈启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他看到曾国藩既无地方大员的身份，又不是钦差大臣，便有心相欺，用得着的时候就不顾死活地让湘军去拼命，当曾国藩开口要粮饷时却百般刁难。

遇到这样的铁公鸡，曾国藩就算是磕头作揖都没用，而没有粮饷，就什么都干不了，尤其是当时内湖水师新败，如不出钱修理和重新打造战船，很难走出萎靡的状态。

湘军原有的粮饷，主要是依靠士绅捐资。士绅的钱也是钱，不是光靠一个口号，人家就愿意把真金白银给捧出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了钱，必须按捐资多少奉送一个相应的虚衔。

饶是如此，劝捐仍收效有限。毕竟在兵荒马乱、穷字当头的岁月里，谁兜里的钱都不见多，这是再怎么劝也没用的。早在衡阳练兵时，曾国藩就叫苦连天，慨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为此他甚至不得不改“劝捐”为“勒捐”，也就是向湘中大户进行强制摊派，你不捐也得捐。

在江西，劝捐是完全不好使的，因为湘军开出的虚衔白条，当地官府不承认。官府不认账，多大的官帽都变得一钱不值，久而久之，再也无人肯对湘军进行捐纳。至于勒捐，湘军属于客军，当然也做不出来。

曾国藩只能从湖南得到一点粮饷，但与胡林翼的情况类似，这点接济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辞职不行，要钱没有，曾国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直到好友郭嵩焘献厘金之策，才给曾国藩开辟了一条新路。

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路上遇到贩盐的，便跟他们攀谈起来。在盐贩子那里，郭嵩焘看到一份太平军发给的税单，原来太平军也对商人设卡征税，这使得郭嵩焘受到了很大启发。

战争对农业而言，完全是破坏性的，但它也同时给敢于铤而走险的商人带来了发财机会。特别是盐这种东西，谁都少不了，而由于战争期间交通堵塞，战乱地区的盐可能比黄金还贵。

郭嵩焘因而设计了厘金，厘金相当于一种商业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故以此名。对于冒险牟取暴利的商人来说，这点税不过是九牛一毛，肯交也愿意交。

按照郭嵩焘的建议，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由此大大缓解了窘境，但如此一来，又得罪了陈启迈。陈启迈认为江西是他的地盘，要设卡也得由他来设，你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这么肥的活儿给抢去，不是给人心里添堵吗？

陈启迈一面上奏朝廷告御状，一面把替曾国藩维持厘局的江西举人彭寿颐给抓了起来。等曾国藩闻讯施救时，可怜彭寿颐已死在庸官的重刑之下。

彭寿颐曾举办团练，并代替弃城而逃的知县抗击太平军，被曾国藩视为难得的人才，本来是要放在湘军大营中予以重用的，他的死于非命，令曾国藩“深为愤痛”。

曾国藩客居异乡，又有当年避走衡阳的前例，纵使江西官府拒发粮饷，且多次找他别扭，也“雅度无怒容”，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但这次再也控制不住了。

什么同乡同年，现在甭说翻脸，我连杀你的心都有！正好曾国藩得知了陈启迈暗中从走私鸦片中获利的事实，便一并上奏咸丰，弹劾陈启迈。

两份状纸先后送到。陈启迈那份等于白告，咸丰自己发不出粮饷，要靠前线将帅自筹，当然不会怪罪于湘军所设的厘金。倒是曾国藩的弹劾有根有据，一下子就摘掉了陈启迈头上的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