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董其祥先生《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賨、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
⑤。蒙默先生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个巴国，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
⑥。李绍明先生则提出了广义的巴人和狭义的巴人这个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⑦。不难看出，在巴人的来源问题上，可谓歧说纷繁，难以缕析。
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只有基于这一公认的原则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某种共识。这个看法，楼主很赞同。
巴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地域名称，巴的内涵相当丰富，包容面相当广阔。由于古代以重庆为中心，范围至川南、川东北、鄂西，北达陕南，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区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通称为巴，所以古代居息繁衍在这个地域内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有地、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由于巴的内涵的复杂性，导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往往各执一端，发生很大分歧，至今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
这是华夏古籍经典中关于巴及巴国的最早记录。必须指出的是，整个《山海经》里面都没有记载蜀国。
有的学者认为先秦有若干个巴国并存，其实巴国只有一个，即姬姓巴国。除姬姓巴国外，其余所谓的巴国，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称为巴的族群。《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显然这八个族群是巴国境内的属民，而不是与巴国并驾齐驱的另外八个巴国。
宗姬之巴
——巴国王族的来源
巴国王族，即学术界所盛称的宗姬之巴，即是《左传》、《史记》以及《华阳国志·巴志》等史籍所叙录的巴国。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国、蜀国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
这里，两度指明巴国为姬姓。
巴为姬姓，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征引。《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
初，(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使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
巴姬埋璧之事亦见于《史记·楚世家》。
《左传》所记“巴姬”，根据《周礼》所载“妇人称国及姓”之制，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国嫁于楚的宗室女。《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直到战国年间，巴、楚的通婚关系尚存，足证巴为姬姓之说不误。
以上说明，巴的含义是多重的、复合的，我们对此不宜作出唯一的、形而上的、一成不变的理解。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巴人，其实是由多支不同族属、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族群所组成的亚民族集团，而它们在巴地往来迁徙的年代也并不一致，因此会产生形成属于自身族群关于巴义的解说，这是丝毫也不足为怪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是一个地域名称。
巴最初是地域名称而不是族称。尽管巴地各族对巴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说和传说，但巴作为一个地区名称却是众所公认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联系，认为只有这一或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楼主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古代的巴人是世代崇拜“白虎”的民族，这似乎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因此，可以认为，武丁时期所伐的虎方应是古代南方的巴族。
夏民族的起源地就是四川，而且在夏朝時代就開始統治巴蜀地區。根據《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記載：八年（西元前2030秊），帝使孟塗如巴蒞訟。（《海內南經》：「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于巴，巴人請訟于孟塗之所。」）
商王武丁时期，南土虎方（即巴方）已成为了当时商王朝征伐的主要对象，不过当时南土虎方的势力也是比较强大的，他们拥有两湖地区这块富饶的土地，物产丰富，经济雄厚，因此他们经常与商王朝作对，故商王武丁不得不多次派出军事将领望乘、妇好率师南下征伐，且每次出征前都要向先王祈祷占卜，然后出征。这不仅在甲骨文卜辞中屡见有记载，而且在江汉、鄂西等地区地下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中也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