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地设在城外东面的旧飞机场，当时是片广阔的草地。先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令*跪在坑边，他则站在右手。刀光闪过，两道血喷出，身体向前栽入坑里。随后，他从助手准备好的水桶里舀水冲洗刀，然后走向下一个*，重复着上面的步骤，如同舞台上演员走台。

我只看过一次这样的残忍场面，他们就这么随意处置fl，难道不知有国际法吗？也不知有没有正式命令，反正动手的似乎只有藤井一个人。

他也有过一次失手，砍在了fl的右肩上，fl则吓得昏死了过去。后来这名fl回到国府军，报告了详情，国府军准备将藤井作为战犯捉拿归案，不过他那时已转调去了第132师团，不在第39师团名单里，从而逃脱了追究。1946年6月他回到日本，现在在福山市经营着一家小茶馆。

朱家埠西北15公里的石头岗是中国军队的第一线，从石头岗到北面乐乡关之间的丘陵地带构筑有坚固的纵深阵地，驻扎着大约一个团的兵力。相隔几公里的这边，日军在石庙岗、安家台配置的前哨阵地经常遭到袭扰。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我们大队也会不时寻机发动反袭击。上次出击颜家岗、胡家集回来后一周左右，一月下旬，吉武大队攻击了石头岗阵地。日军采取的是拂晓偷袭战术，乘中国兵熟睡之际接近阵地然后发起突击，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给予对方最大的杀伤。不过中国军队握有“天时地利人和”，偷袭成功的例子并不多。

每次部队出击都要做相应的准备，动静很大，出入县内的中国商人、苦力肯定能察觉到这些动作，很快这些情报就会传递给中国军队。此外，假如大队准备半夜出发，前线各小队傍晚时分便会提前到朱家埠集合，因此仅从岗哨的动作上也能判断出大队将有行动。

中国军队还有另外的“友军”——村庄里的狗。中国的村庄都饲养着大量的狗，原本估计是用来防范土匪毛贼的，而现在起到了警戒日军的作用，每当部队经过，隔着老远这些狗儿便能捕捉到异样，开始狂吠，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这个村庄的犬吠还为结束，下一个村庄的狗儿们又叫了起来，中国军队提前一个小时便能判断出日军的行军速度、位置和方向，从而得以提前做好准备。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下，奇袭行动反而可能引来优势中国军队的反包围，好几次都是拂晓发起攻击，随后便匆匆撤了回去。

第五章襄东（1942年2月）

33.转调第58师团

1月31日下午，负责人事的篠原曹长突然通知我去一趟。这段时间我也知道县内的几个中队有人转调了出去，不过我刚调到大队部没多久，根本没想到还会轮到我。篠原曹长是我中学的前辈，此前经常去他那里，这次我仍以为只是私事。

“你被转调出去了，我已和你原先的中队打过招呼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快去准备，明天就出发吧。”

“是。”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我无力地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部队的转调不同于公司中的转职，一般来说，转调是针对中队180人中最差者和特别对象的处分，对我来说是不光彩的，我既无前科也不酗酒，还是有资格成为干部候补生的人，出击、勤务从不缺席，和篠原曹长、藤井军曹的关系也不错。我是第7中队60名新兵中第一批晋升一等兵的，完全能胜任各种任务，加藤中队长、横山小队长、藤原曹长、以前的冲下士官、松浦军曹对我的印象也不差，怎么就成了中队三名转调者之一了呢？而且，我转调到大队部才两个月，又要转调出去，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呢。按说不会因为那次的俘虏逃跑事件，因为那牵涉的人很多，唯一有可能的恐怕是八月份在邓家嘴拒绝对中国俘虏行刑那件事了。

“新兵上好刺刀到院子里集合！”晚点名后，周值班下士官通知我们。集合完毕，我们惊愕地得知要去处置中国俘虏。

在河野伍长等人带领下，我们来到东边分哨所在的高地，四名俘虏已经被分别绑在了木桩上，一点声息也没有，他们就是前几天山里剿匪时我押送回来的四个人。看到我们的到来，四个人本能地哭喊了起来。他们也都有亲人吧，在这乱世不幸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只能任人宰割了。但是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中队长命令！处死俘虏！要当成实战！用刺刀刺杀！”河野蛮横的声音响起，“从右边开始，每四个人一组！”

“大人！不行呢！”俘虏们在木桩上拼命挣扎哭喊。这确实很残忍，虽然处死土匪理所当然，但为什么不是枪毙呢？既没有审判，还要当成20多名正规军的刺杀练习靶子，世界上有这样的军队吗？打着“圣战”“八纮一宇”旗号、号称以“为了亚洲人的亚洲”为目标的“道义日本”的“皇军”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对于中国俘虏和间谍嫌疑人，任由军官处置的现象在当时的日军中确实很普遍，我虽然并不想指责他们的行为，但无论如何我无法服从他们这种违反国际法的残酷的刺杀命令。

雁林、南部、折本、浅井等四名同伴端着枪刺向了俘虏。

“纲干，重来！”“麻生再使点劲就更好了！”俘虏的哭喊声消失了，下士官们则兴奋地继续指挥，士兵们似乎为了博取上官的欢心，卖力地刺杀着。

“森金，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动手！”完成刺杀的士兵都站去了另一边，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你是小孩子吗？你腿软了吗！罚你四个都刺！”河野呵斥道。

“我下不去手。”我不敢抗命，只能小心的回答。

那天晚上，摇摇晃晃刺杀的、刺杀不入的还有一两个人，当时日军中，这些人会被看作是性格软弱的人和嘲笑对象，最后沦为被惩罚者。我们几个人最后在上官们的恼怒和讥讽中挨了过去。

事后我曾担心遭到体罚，不过并未发生，而且后来也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任务”，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没能升为上等兵、转调大队部等一系列人事变动令我意识到这些都与此事有关。接到转调命令，那个月夜刺杀俘虏的噩梦再度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传令班的藤井军曹等人对我的遭遇很是同情，他们和经理室进行了交涉，把发给我的军装靴子等物品都换成了新的。当时大队副官曾发过一个文件，要求给予转调者好一些的物品，但一般情况下各中队都不会拿出新品，尤其是有思想问题的新兵。因此同伴们的好意令我十分感动。

在朱家埠的四十天恰逢中国军队的活跃期，参加了几次出击任务，见识了三国时代的古战场，还学习了许多地理知识，大队部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2月1日是出发日，一早我们在队部广场集合，藤田中尉代表全部20名转调者向吉武少佐报告离队。藤田中尉是我中学的前辈，以中队长的身份转调的，不知道是不是算“发配”，被扣上“差兵”帽子的转调者心里虽然郁闷，但嘴上都不愿提及。其实，好兵和差兵的评判并无标准，又不用考试，只能通过日常勤务来考量，能通过作战、扫荡赢得卓越战功、获赐金鵄勋章的终究是极少数。我们只是中队的一员，听候中队长的号令、参加组织行动而已，实际上大家都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