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怎么才能让我的女神知道我真的爱她？”
子思：“给她钱，给她买房子，车子，衣服，鞋子，包，带她去吃好吃的，玩好玩的，看好看的。”
孟轲：“我爱她，只要是真心的爱就够了，何必要做这些庸俗的事？”
子思：“爱，本身就是给予，没有给予，对方就感受不到你的爱，你也无法证明你的爱，最终会伤害本来真挚的爱情。所以说，给予，是爱的完美体现，给予，是爱最好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给予的好处！”
当然上述所说的钱之类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达，它还代表着诸如权利，才华之类的一切有交换价值的东西。
现在能明白了吗？如果还不明白或者不信，反省一下自己和王校长在“爱情”方面的差距，你就不会跟我犟了。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一切，它都是现实世界的真相，并且不只是今天如此，而是一直如此，当然偶尔也会有意外，并且那意外异常美，但不具备普遍的参考价值。追求这样的意外，你不如花点钱去买彩票。
在子思这样如此务实的儒家先贤和亚圣的交锋中，司马文正公忍不住出来和了一把稀泥，让笔者的感受相当不好。文正公说
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看得懂的就看，看不懂就算了，文正公此言，基本属于普通员工夹在两个领导的斗争中说的一句废话。子思和孟子的观点明显不同，什么叫“一也？”如果不仁者不知仁义之利，那你孟轲就该对魏罃直接谈利益。别人如此坦诚的开口言利，你却非要显摆你的仁义，你是去对牛弹琴的吗？你不知道领导很忙吗？文正公这么不顾事实的和稀泥，让我忍不住想谈谈儒家的毛病——无视人性、虚伪。而且这些毛病啊，都是根上就带着的。
“仁”是一个很美好的理想，但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事实，孔子在修《春秋》时，为了让“史实”符合他“仁”的理念，利用编撰的便利，删改史实，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而建立在被删改过的证据上的论断，自然也没有太大的可信度。我们有个成语叫削足适履，而孔夫子的行为可谓是“削史适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才是世间的常态和真相。
儒家的“削史适仁”最典型的案例就发生在至圣先师孔子身上。也就是所谓的“禅让”。但笔者要说的还不是《竹书纪年》，虽然笔者也认为《竹书纪年》更接近真相。
我要说的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史记》里白纸黑字的记录。历代儒生不知道是跟笔者一样不学无术呢，还是选择性的忽视，在提到所谓的禅让时，很少有人说明，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子孙，这所谓的黄帝子孙跟我们常说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可不是一个概念。尧、舜、禹就是同姓的一家人，就算真是禅让，那也是让给了自己家人，这跟禅让的核心——让贤，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硬要说就他们公孙家的人贤，那我无话可说。因为很少有人特别提起，我也是直到第三遍读五帝本纪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儒生笔下用谎言修饰出来的禅让，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笑话。笔者大不敬的揣测，实在是当时给尧、舜、禹分个家的操作难度太大，否则，以先生的风格，真不排除老先生在记录给他们仨安三个祖宗的可能。
儒生在秦朝统一以后，大肆攻讦嬴政，但嬴政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书是烧了不少，但并没有坑儒的事，只是坑了一些炼丹的骗子，当时称之为术士。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又是儒生取部分史实编出来博同情的故事。
那么儒生为什么数千年不遗余力的抹黑秦朝，抹黑嬴政呢？是因为嬴政不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怕我认为“仁”不现实，我依然会高看他们一眼，毕竟，那是为了理想。可惜，事实远没有儒生嘴上说的那么高尚。商鞅创立的秦法，已开始尽力追求平等，连秦王哥哥的鼻子都割，就是最好的佐证，用现在的眼光看，跟儒家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起来，可谓高下立判。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皇帝，统一之后，没有杀一个功臣，跟独尊儒术后的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例外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比起来，再一次高下立判。
很明显，“不仁”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的统一摧毁了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的儒生生存的基础，周朝传闻最多时有诸侯八百，实际上大概有接近两百个。两百个诸侯国就有两百套行政体系，两百套行政体系能够容纳的官员肯定要远比一套行政体系容纳的官员要多的的。
这就像两百个公司就有两百个ceo，而一个公司就只能有一个ceo，对于都想当ceo的儒生来说，可谓是毁灭性打击，也难怪他们要气急败坏。所以儒生的愤怒与“仁”无关，而是因为秦始皇砸了他们的饭碗和权力梦想。归根结底，还是“利益”。
笔者作为一个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傲的人，在这里做了很多大逆不道的揣测，不是因为我觉得“仁”不好，相反，笔者觉得“仁治”是一个很美好的理想，但理想不该靠伪饰实现，那只会让我们离美好越来越远。
况且任何的理论都有他适用的范围，没有范围限制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而战场就不是讲仁义的地方，战国就不是讲仁义的时代，孔子和孟轲先后在各国受到冷遇，不是因为各国君主都没有追求，而是他们的理论就是不合时宜的。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儒家长期在思想文化界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没有出现一个靠儒家理论支撑的强大王朝，这进一步说明了，儒家的理论和理想只适合作为宣传工具，不适合作为驱动国家机器的底层系统。
当孟轲和先师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推广他的“仁政”学说时，大神鬼谷子先生又有一位徒弟下了山。可惜这来自首都洛阳的徒弟不知是学业不精，还是运气不好，总之下山后在外面混了几年，一事无成，估计最后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不得不回了老家。迎接他的是父母、兄弟、嫂子、弟妹和妻妾的一致鄙视。他们七嘴八舌的说出了一个至今依然常被拿出来教育那些不务正业的、不成器的子孙的“经验之谈”：“我们洛阳人啊，世世代代都知道要置办产业，努力经营工商业，以追求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为目标。你却不干这些正事，到处跟人耍嘴皮子，混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活该，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还有脸回来。”
笔者丝毫不怀疑，如果笔者敢放弃现在的工作，企图以写字为生，结果不会比这位仁兄好到那去。身边免不了有关心我的人苦口婆心的说：“你还是好好上班吧，你这上有老下有下的，怎么能不务正业呢，写小说也就罢了，你还写历史故事，现在谁还看这个啊。你折腾了这么久，赚的钱够给孩子买罐奶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