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嘉靖倭患

中国历史上，倭患最烈之时当在嘉靖一朝。这一时期的倭寇的发展有了新的动向。

首先，这时的日本国内幕府将军足利氏统治力量虚弱，军阀开始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促使倭寇队伍进一步壮大。

日本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因为第八代将军的继承人问题，引起了长达11年之久的全国性内战，京都化为一片焦土，史称“应仁之乱”。此后日本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战国时代。战国大名作为一股新兴力量迅速崛起，为强化自身的实力，都注意发展生产，奖励工商业。

日本国内商业的大发展，各地大名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就更加强烈，而明朝的勘合贸易早已不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组织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进行抢掠。还有大名之间互相攻伐，兵戈连连，致使许多失去俸禄的武士如丧家之犬，纷纷流落民间。如今没有人可以安心耕田了，粮食欠收，饥馑接踵而至，生逢乱世，朝不保夕，谁还能安分守己，靠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拿起刀剑反而能有活路，于是农民纷纷铤而走险，反抗地主官府，所谓的“一揆”在日本蜂起，加上僧侣的说教，不反抗也是饿死，反抗了就算被杀，还能升天成佛，因此更无所忌惮，整个社会天翻地覆掉了个，旧有的秩序被彻底打翻。武士、农民俨然成了暴民，在国内人人逞凶，跑到国外抢则成了无恶不作的抢劫队伍，倭寇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第二，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业的迅速发展与明朝海禁政策的矛盾日益凸显。我国沿海地区人多地少，但工商业、渔业非常发达，所以当地许多居民就以出海捕鱼和从事对外贸易为生，但自明朝实行严厉海禁后，一些沿海商民或迫于生计或利益驱使，铤而走险，开始在海上走私货物，其中有些人与倭人私通。早在明洪熙、宣德年间，就有人因不堪徭役之苦，走上与倭寇勾结的道路，每次入侵都充当倭人向导，袭掠当地民众，危害甚深。沿海的大地主、巨商大股，他们其中许多都拥有自己的船只，私自贩运货物的现象很普遍，并且与倭人有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嘉靖年间，明廷取消市舶司，对外贸易的大门全部关闭了，驱良为盗的情况更加严重，穷苦人失去生活来源，豪族地主与富商没有盈利赚钱的机会了，于是纷纷下海从事走私活动，有的人受到日本人胁迫，而有的则主动与倭寇相勾结，变成了海盗。比较著名的海盗头目有许栋（徽州歙县人），李光头（闽人），汪直（徽州歙县人），徐海（徽州人）等，从事武装走私与抢劫，而且勾结倭寇，为非作歹。

所以明朝中后期的倭寇的组成里即有日本人，是为真倭，也包括中国沿海的商人、海盗集团，是为假倭。明初朱元璋历行海禁政策，原本是为打击倭寇对中国沿海的武装入侵，谁料想到了嘉靖朝，海禁反而促成了中外势力的相互沟通，倭寇更是恣意横行。

第三个原因，就是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明世宗长期不理国政，海防松弛，助长了倭寇的气焰。嘉靖皇帝，也就是明世宗朱厚熜，原本不过是个湖广安陆州的藩王而已，但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无子又无亲兄弟，内阁首辅杨廷和只好援引《皇明祖训》，将与武宗血脉最近的朱厚熜推上皇位，这样看来明世宗当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

明世宗即位之初，颇有一番锐意改革之心，采取诸多积极措施，再加上自己意外取得皇位是杨廷和等人力主的结果，所以朱厚熜登极之后对内阁大臣是比较信任的。嘉靖初年，杨廷和几乎总揽了朝政，内阁权势日重。

但是在“大礼议”事件中，杨廷和等人组成文官政府与世宗发生了激烈冲突，“大礼议”事件前后延续了十多年，内阁与皇权的矛盾日益尖锐，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宗与内阁文官的斗争旷日持久，“大礼议”事件后，朱厚熜本人变得愈加专制和随心所欲，在权力不断强化的同时迅速堕落腐化。他除了玩弄权术之外，还迷信道教，妄求长生不老，早已经失去了与文官士大夫对话的兴趣，以至多年不视朝。从嘉靖十八年（1539年）起，朱厚熜基本上不上朝了，大臣也不怎么见到皇帝，后来他干脆搬到了西苑的万寿宫，潜心修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