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中圭密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大明永乐二年，日本应永十一年（公元1404年）四月，正当日本使团准备归国之际，永乐皇帝任命赵居任为送日使随同坚中圭密前往日本，同时带去了丰厚的封赏礼品。

五月十六日，赵居任等人抵达京都的北山第并得到了足利义满的亲自接见，赵居任呈上国书和礼品，在这些礼品中最为贵重的便是龟钮金章，也就是日本国王金印，据说永乐帝赏赐给足利义满的这枚金印重到两只手都拿不起来，当然这基本上是夸张的说法。除了金银之外，所赐的礼品还有明朝的冠服，锦绮纱罗等贵重丝织品，以及用于勘合贸易的本字勘合100道，日字底簿一册。

至此，明日两国的勘合贸易得以正式展开，不过明朝虽然规定十年一贡，但实际上日本从未真正遵守过，日本人往往以朝贺、谢恩、献俘、告讣等各种名义为借口遣使问聘。由于巨额商业利润，日本一改过去对明朝冷淡不恭的态度，对中日官方交往异常热情。而这正迎合了朱棣在政治上的需要，通过扩大对日朝贡贸易，加强两国政府的合作，促使日本协助明朝捕捉海上的倭寇。

在处理明日关系上，当政的足利义满确实要比前代的日本统治者做得更出色。永乐二年（1404年），来自日本对马、壹岐诸岛的倭寇劫掠中国沿海居民，明廷要求室町幕府肃清这股势力。永乐三年，足利义满很快就歼灭了这股流寇，并将俘虏二十几个倭寇首领经使者献给明朝。朱棣大加贊赏，赐义满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等。为彰显大国气度，规还了俘虏命日本以本国之法将其处治。日本使者行至宁波，上船回国之前，便这群倭寇首领放在铜甑【一种蒸饭的容器】之中，下面燃烧柴火，全部活活蒸死。在足利义满当政年间，明朝使者前来，他都携妻妾亲自去兵库港口热情接待，甚至还在京都的寺庙里，身着明式冠服与明使一同赏玩红叶。此时的中日关系应当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

按照中国朝贡贸易的传统，为了显示天朝威德，对藩属国都是薄来厚往。明朝有定例，凡日本贡船到达，“有物则有赏，有贡则有赐”。明朝政府的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至于随船带来的货物，明政府或按价收购，或准许其出售。

明成祖永乐一朝，日本贡品和明朝回赠礼物多有记载，例如日本一次入明所呈贡品有生马20匹，硫磺10000斤，金屏风3对，枪10000柄，大刀100把，铠甲1领，研1面并厘，倭扇100把。上述物品合价为2080贯。明朝回赐的有纻丝5匹，纱5匹，绢44匹，红雕漆器58件，台盘6个，香叠2副，花瓶1个，桌器2桌，每桌16件，蔡花样鉴妆1副，碗50个。赠礼总价达2792贯，高出贡品712贯。

日本贡船所带商品主要有苏木、硫磺、红铜、刀、剑、枪、火筋、挑金铜跳、花研、墨漆泥金研匣，研铜水滴，这些在日本不过7000多贯，而到了中国价格竟高达70000贯，整整翻了10倍。日本用获取的利润在中国又购买银钱、丝织品、药材、糖、纸张与书籍。每次日使来华，都伴随着这样的大宗贸易，可以说明朝做的都是亏本的买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且不说对日贡品以高于几倍价值予以赏赐，即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旅食宿费用也皆由明朝政府承担，这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支出。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斤），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日本使者在自己的笔记《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到，在宁波即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据这样估算，以允澎一行入贡人员达千余名，光是提供的粮食就有六百石之多。明朝如此厚待日本使臣，就是想通过正常的官方贸易，来消除“衅隙”，抑制倭寇扰边事件的发生，日本则认为这是桩只赚不赔的大买卖，当做谋利之机。所以日本和明王朝的贸易成为足利义满统治时代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