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的外交活动

说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日本的态度用几个词就可以概括—反感和厌恶。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朱元璋对日本这个邻居知之甚少而且他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其实中日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对日本都不怎么了解，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则了解的太多了。那么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朱元璋为什么要遣使日本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管管自家的倭寇，不要到中国沿海兴风作浪了。然而明太祖对日本的外交活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明太祖即位之初，诛杀了方国珍、张士诚一族，而其残余党羽则逃到了海上，还经常纠结沿海的强盗、日本人入侵山东滨海州县。朱元璋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境内反对势力与境外力量相勾结，威胁到自身的统治，所以在洪武元年（1368年）遣使到邻近的高丽、日本、安南、占城四国，通告他们新政权已经建立，望各国能尊明朝为正朔。洪武二年，高丽、占城、安南都派了使节前来祝贺，唯独不见日本国使。

朱元璋哪里知道现在的日本国内已是乱成一锅粥了。南朝吉野有个后醍醐天皇，北朝京都是幕府将军足利尊氏扶立的一个傀儡光明天皇，南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哪有闲心顾及明朝的那些事，而朱元璋对此情况却一概不知。

不来朝贡称臣也就罢了，更令朱元璋恼火的事情还在后面。洪武二年三月，倭寇又袭击了浙江、山东、广东沿海。这个问题总得解决啊，于是他遣行人杨载携国书赴日，国书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保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哉，惟王图之。

朱元璋在国书中毫不客气地切责日本朝廷既不通好又纵容倭寇侵扰边民，明确提出称臣和禁绝倭寇两项要求，若做不到就来打你日本。

不过这封国书可没有让日本国王亲眼看到，而是落到了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的手上。朱元璋还真是对日本一无所知啊，自唐朝以后，日本对与中国的建立官方往来的事情上向来就不感兴趣，冷漠视之，加上前朝忽必烈几度兴兵讨伐日本的事情就近在眼前，日本人对此还记忆犹新，耿耿于怀，现在又出现个大明皇帝，在国书上对日本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番训斥和威胁，让看到此信的人如何接受？而这位怀良亲王也不是什么善类，作为后醍醐天皇的第八子，本身就流着皇室的血脉，出身高贵，而且历经沙场，文武双全，当时南北两朝在九州筑后川交战中，怀良亲王亲往前线督战，身中三箭仍坚守阵地，带来南朝取得大胜。此人作风异常果敢强硬，再加上与生俱来的骄傲性格，可以知晓这个人不是凭几句威吓就能吓倒的。看到朱元璋措辞如此严厉刻薄的这番话，怀良亲王一怒之下就斩杀了明朝使团五名成员，还把杨载和吴文华两个人拘禁起来，关了三个月才将其放归，昔日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节的历史一幕再度重演了一番，看来出使日本还真是个威险系数相当高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胆略和智慧还真不能胜任。就此朱元璋第一次对日的外交努力失败了。

日本方面对明廷的要求置之不理，山东沿海的倭患依旧猖獗，并转向温州、台州和明州，甚至影响到福建沿海郡县。

得知使者被斩杀的消息后，朱元璋勃然大怒，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而怀良亲王竟敢杀了使者，这不是公然和大明王朝对抗吗？

盛怒之下，朱元璋一拍桌子，做出一个决定—兴兵讨伐日本。就在这个时候，身旁的刘伯温站了出来，规劝朱元璋，皇上您息怒，千万不可冲动，冲动是魔鬼。

刘伯温不主张讨伐日本，无非是两个理由。

第一，大明王朝初立，天下百姓才刚刚过上太平日子，而北方元朝残余势力尚未完全清剿，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动乱。而且国家的财政还相当紧张，讨伐一事当从长计议。

第二，日本地理位置特殊，远在海外。当年元朝是何其强大，然而忽必烈几次入侵日本，结果都大败而归。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景仰，明朝军队此时攻打日本，胜算不足，万一打了败仗，对大明的统治不利。

在刘伯温的劝诫之下，朱元璋打消了攻打日本的念头，暂时咽下了这口恶气。

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朱元璋再度遣使赴日，这次正使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名叫赵秩，时任莱州府同知。赵秩带着国书，经过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怀良亲王的面前。明太祖在这次带去的诏书中宣扬了明朝的威德，切责怀良的不臣之举，继续指责日本既不通好也不禁止本国倭寇的罪行，其基本意思跟上次没多大变化。

怀良亲王看了这封国书后就责问赵秩：“我日本虽居于遥远的东海，自古就仰慕中华，可先前的蒙古视我等为夷狄，欲让我做元朝藩属。我先皇不服，元朝遣赵良弼前往，结果和谈不成，便派十万水军大兵压境，列于我国沿海。幸好上天显灵，电闪雷鸣，暴风雨骤至，汹涌的波涛将元水军倾覆。”怀良还发现赵秩和前朝使者赵良弼都是赵姓，认定他就是蒙古人后裔，因而再次动了杀心，当场喝令左右将赵秩拖下去斩了。

幸好赵秩反应比较快，关键时候能沉着应对，他义正言辞地说：“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明史》日本传）告诉怀良此赵姓非彼赵姓，现在已是大明朝的天下，自己也不是前朝蒙古使者的后代，两者扯不上任何关系。怀良听了这么一番解释，也就没有加害赵秩，而且是以礼相待。

当然怀良亲王之所以对明朝正使态度发生转变，还是源于日本国内的形势的变化，此时南朝在军事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北朝幕府军队的强势打压之下，南朝的将领相继投降北朝，尤其是南朝军事支柱楠木正仪向北朝投降，这直接打击了怀良亲王的锐气，重返京都的愿望也化为泡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怀良亲王不仅没杀赵轶，还对他相当友善。在赵轶停留九州的期间，明廷又将被俘的倭寇和日本僧侣15人遣送会日本，这更使怀良亲王感受到了大明的诚意。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月，作为答复，怀良亲王派遣僧人祖来等九人随同赵轶前往明朝，并进献了贡马及方物，同时送还了被倭寇俘虏的明州、台州70余人。

赵秩这次出访日本，能够化险为夷，而且取得了日方的积极回应，朱元璋对此是大加赞赏，特命嘉兴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主持无逸克勤等8人护送日本使者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