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赵良弼留守高丽，派遣张铎带领弥四郎等日本使者二十六人，于至元九年二月（1272年）回京师大都。日使弥四郎入京后，精明的忽必烈立刻看出其中的破绽，所谓从守护所来，根本就是欺诈之辞，对日本使者是由日本国主所派的说法，也是将信将疑。于是他下诏询问姚枢、许衡等人的意见，结果几个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位大臣说道：正如圣上所料，日本是惧怕我大元兴兵讨伐，所以派这些人窥伺本朝的强弱，探听虚实。应该对前来的人示之以宽厚仁德，但不宜让他们入朝会见。
这样，元世祖未予接见，并令其回国。紧接着就在同月，高丽国王王禃又送书信到日本，示谕日本必须尽快与元朝通好，结果日本方面仍无回信。1272（至元九年，日本文永九年）年十二月，在焦急中等待的赵良弼与张铎、徐偁再次由高丽来到日本太宰府，要求入京都面见日本天皇，以做最后的外交努力。
然而这一年对日本来说是个多事之秋，时年五十三岁的后嵯峨上皇突然撒手人寰，只留下了一封意向模糊的遗诏，内容很简单：“政务悉由治天下者定之。”这“治天下者”是谁？是已经当过天皇的后深草上皇，还是在位的龟山天皇，抑或是镰仓幕府呢？让人猜不透，道不明。遗诏公布后，朝廷争论不休。幕府派人到京都，请教后嵯峨的皇后—后深草和龟山的母亲，问她是否知道所谓的治天下者何人，她说是龟山天皇。于是二十四岁的龟山继位，成了太上皇，执掌院政，八岁的皇太子为天皇，是为后宇多天皇，然而这个决定却让后深草上皇大为不满，一气之下遁入空门，皇室就此分裂为两个系统。原本立嗣即位之事，乃皇家内部事务，轮不到武士过问，可北条时宗偏偏找上门来，积极干预起皇室的纠纷，让已有的态势更加混乱。
而与此同时，时宗自己家也乱了，文永九年二月，北条一族发生了内讧。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为了能够全力对付蒙古人，稳固北条得宗家的权力，年轻的北条时宗觉得有必要清除国内的一切不稳定因素，于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得宗家的家臣们将屠刀伸向了处在镰仓的北条名越流出身的北条时章与北条教时兄弟二人，紧接着又诛杀了其庶出长兄，时任京都六波罗探题南方别当的北条时辅。在时宗看来这两股势力是迟早都要铲除的，北条名越流始终都是北条得宗家的威胁，而时宗的庶兄北条时辅也一直对其出任执权一事不满，企图接近朝廷，威胁自己在幕府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北条时宗才挥刀指向自己的亲族，这个事件历史上称为“二月骚动”。
二月骚动之后，局势好不容易才稍稍稳定下来，现在幕府又要面对蒙古的使者咄咄逼人的请求，如此内忧加外患，短短一年内，日本是在一片闹哄哄中度过的，不晓内情的赵良弼便在太宰府吃了个闭门羹，无奈之下只得回京复命。
赵良弼出使日本未果，忽必烈并没有严加责难，对这位老臣依旧敬重，赵良弼在出访日本期间，不畏日本武士威吓，从容应对，维护了元朝的国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外交家的风范和民族气节。
赵良弼在日居住长达一年之久，对当时日本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在忽必烈三次召见赵良弼，询问日本境况时，他都多次规劝可汗不要贸然攻打日本，并解释道：“我在日本住了一年多，发现日本民风野蛮，狠勇嗜杀，不知道父子之亲，上下礼仪。而且这个国家多山多水，土地狭小，不足以农耕和种植桑麻，所以得到日本的人你不能役使，得其土地不能让元朝富裕，更何况，乘船渡海，兴师动众，海风多变，祸福难料啊。因此讨伐日本等于是用宝贵的民力和财力去填一个无底洞。”忽必烈出于尊重，表面上是连连点头，然而在他的心中早就有了讨伐日本的决定，因此赵良弼的规劝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战争，不过他提供的信息倒是对元朝进攻日本有一定的帮助。
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蒙古元帅忻都和高丽主将金方庆领蒙古和高丽联军平定了三别抄的叛乱，彻底铲除了林衍在耽罗岛（济州岛）的三别抄残军势力，忽必烈以镇压起义为借口，在耽罗岛设立招讨司，一下驻扎了镇边军1700多人，截断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忽必烈征伐日本的时机已然成熟。
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下令高丽造舰900艘，其中大舰300艘，装载量达千石和四千石不等，轻舟300艘，汲水小船300艘。金方庆和洪茶丘是负责督造船只的，现在工期如此之紧，这两人在全罗道、庆尚道等地招集了工匠、人夫等三万零五百多名赶赴全州道的边山和罗州道的天冠山等地造船所，忙的屁颠屁颠的。
高丽是小国，本来就民少国贫，到处征集民夫工匠，造船、输粮，使高丽不堪重负民怨沸沸，国内气氛甚为紧张。为了不耽误农事，高丽元宗还劝说洪茶丘归还一半的夫役回去务农。可是问题还不止这些，在高丽仿制的战船要求是南宋渡海的楼船，以便载运军兵粮草，宋朝的造船技术当时已经非常先进，南宋式样的海船最大的特点是坚固抗风浪，安全性高，但是正因为技术含量高，所以费时费工，而且高丽的造船水平又不高，没能力仿造。当时督造船只的金方庆认为若是依照南宋式样的话，必定耽误工期，所以就依高丽船只的样式督造战舰，这势必导致建造过程中偷工减料，导致这些船只都是豆腐渣工程，遇到大风浪就很容易破损失事，这为日后蒙古的惨败埋下了祸患。
六月，900艘军舰终于如期完工了，船只全部停放在金州待命。然而战端即将开启的时刻，同年六月高丽元宗突然病逝。当时元宗的世子王愖已经作为秃鲁花入质蒙古，五月才刚刚在大都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完婚。忽必烈得知元宗去世的噩耗后，立即册封王愖为高丽国王，是为忠烈王。八月，王愖回到高丽开城即位，九月为元宗举行葬礼，就这样原本七月就出征的计划不得不拖到了十月。
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十月三日，都元帅蒙古人忻都，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右副元帅山东人刘复亨等诸将率领蒙汉军一万五千人和高丽军五千六百人以及艄公水手六千七百，合计三万二千三百人从高丽合浦出发（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向日本进军。高丽国王又增派了金方庆率军随同出征。这样中日朝三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而这次战争必将改变日后的东亚关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