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也就在同年九月六日，高丽国王王禃派遣通事徐偁为向导，随同赵良弼来到了日本。

据史料记载，赵良弼此番出使日本并非一帆风顺，而且可以说是颇为凶险。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人抵达日本博多湾的今津港，引起当地的巨大轰动。日本军望见蒙古使船，正准备持刀杀上去，千钧一发的时刻赵良弼立马登岸申明来意，在明白蒙古使者宗旨后，今津守将将赵良弼请入板屋之内，但仍以重兵包围。今津军将甚至灭掉烛火，发出鼓噪声，以威慑赵良弼，赵良弼毕竟是经历大风大浪之人，阅历丰富，老谋深算，自然不会被日军这种小伎俩吓倒，反而表现得是凝然自若。次日天明，北九州当地豪强，日本太宰府少贰武藤资能陈兵列阵于四面的山上，以彰显声势，并责问赵良弼。此时的赵良弼的勇谋才智充分体现了出来，在之后的几日夜里，日本人一直以武力向威吓，他都不为所动。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枢密赵文正公》中详细描绘了赵良弼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表现：“（日人）或中夜排坦破户，兵刃交举；或火其邻舍，喧呶叫号；夜至十馀发。公投床大鼾，恬若不闻。”如此持续了三日之久，日本今津守无计可施，便来强行索要国书。赵良弼立即斥责其不恭无礼，武藤资能请罪后要求拿到国书，良弼回答说：“我一定要将大元的国书亲手交与日本国王，若不允，上呈给大将军也可以，否则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武藤资能目的未达成，几日之后，再次前来索要国书，并辩称，日本太宰府以东，上古时代使者都未曾去过，贵国不出示国书，我怎么相信你呢？良弼立即引经据典加以驳斥：“历史上隋文帝曾派裴世清来，你们的君王出城迎接，唐太宗、唐高宗遣使，你们的国王都能亲自接见，那为何我本朝使臣就不能面见你们国君呢？”武藤资能倒是契而不舍，此后又是三番五次前来索要元朝国书，为达目的对赵良弼是多加责难，甚至以武力相逼，良弼坚决不允。武藤资能虚张声势，声言幕府大将军将以十万兵马前来求取国书。赵良弼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见日本国王，即使取下我的首级，也不会把国书给你们的，若要使人强取，那我就地自刎。”蛮横的日本武士看到这位倔强的老人宁折不弯，也没有了办法，但就是不肯让赵良弼入京都面见日本天皇。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妥协，赵良弼将国书的副本交与武藤资能，资能便立即将其呈报给幕府与朝廷。

这封国书的语气相比上次要稍微委婉与客气了点。原文是这样的：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失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国书将日本拒绝通好之责任，推给了边吏，同时说到或许是高丽乱臣林衍反叛导致通贡道路堵塞，日本使节才未来，否则像日本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国家，怎么能不理睬大元的通好的善意之举呢？这其实是给双方都留了个台阶下，好有足够回旋的余地，当然以忽必烈的性格少不了一番威胁，信的结尾与上次如出一辙，甚至更加直白的告诉日本若不及时通贡的话，就等着打仗吧。

元世祖这么说其实主要是外交施压，通过吓阻迫使日本就范，向元朝称臣。不过可惜的是，大汗太不了解现在日本人的秉性，镰仓的武士们是不会相信元世祖通好之诚意的。加之此时，蒙元已经开展了灭亡南宋的军事行动，大量南宋民众与僧侣为躲避战乱逃往日本，转述了蒙古人的暴虐凶残，使日本朝廷与镰仓幕府的幕僚们对元朝厌恶至极。特别是那些流亡日本的南宋僧侣深受儒家名节观念的熏陶，立志“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具有强烈的反蒙民族情绪，由于宋僧在日本备受尊崇加之国内日本僧侣同情南宋的反元斗争，在民间不断制造舆论，推波助澜，使得笃信佛教的日本民众深受感染，并且极大影响了幕府执权北条时宗。

元朝国书呈上之后，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并命太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日本太宰府又派出以弥四郎为首的级别底下的十二人使团，冒充日本国使，要求入元大都。至元九年二月，赵良弼遣书状官回京师向元廷汇报：“去年九月我们与日本人弥四郎等人到了日本太宰府的西守护所，守护所的人说：‘以前上了高丽国的当，高丽人屡次声言上国将来讨伐日本，哪知道皇帝好生恶杀，先派遣人随元朝使者回报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