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土地和劳动者可能都是双重所有的。

土地是皇帝的，又是大小封君的；劳动者是国家的，又是大小封君的。（参见拙文：《双重所有的土地制度和中国特色的君主政治》，《光明网·光明观察·学术与新知》，2008-11-17。）

领民和皇帝是君臣关系，和自己的封君也是君臣关系，且由于同在一个“大家”之中而更紧密、更实际、更重要。后来出现的“主公”这个称谓，就反映了这种关系：大家共有一个皇帝，又各有各的主公；皇帝是大家的，主公是自家的；皇帝和主公发生矛盾的时候，大都是站在主公一边；胆敢站在皇帝一边的，甚至会被主公处死。

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样的乱世，在制度和理念层面，就是因此。

——以编户齐民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基本单元、以郡县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化社会结构都尚未建立起来。

秦皇朝的编户齐民制度和郡县制度，只是极为短暂的尝试，后来有些评价太高了，高得离谱、脱离了基本事实。

真正将编户齐民制度建立起来的是八百年之后的隋朝。高颎以开国宰相之尊亲自负责“大索貌阅”（《隋书·食货》），就是干这个事。没有“大索貌阅”，哪里能有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落实了，郡县制才能落实。可靠的根据是：朝廷掌握的户口突然增长；朝廷收缴的粮食突然多的没地方放了，刚刚建立的隋朝不得不宣布免税一年。他们不是神仙，并没有解放了生产力，不可能是粮食单产突然提高，而是朝廷集中粮食的能力突然提高了，原来属于数十万大大小小世家的依附民和余粮，随着编户齐民制度和郡县制度建立突然一律收归朝廷所有了。谁家也没有余粮了，唯独朝廷有余粮。更可靠的根据是——考古发现的远超之前历代皇朝的大量巨型粮仓。原来为何没有这样大量的巨型粮仓，隋朝为何就有了？这极有可能是隋朝完成郡县制的可靠佐证。

——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尚未建立起来。

秦始皇嬴政的尝试失败了，真正将中央集权建立起来的是千年之后的宋朝。操盘手也不是开国皇帝赵匡胤，而是开国宰相赵普。杯酒释兵权，就是他的建议，文官制度因此建立起来了。有文官制度不一定就能有中央集权大一统，没有文官制度却一定不能有中央集权大一统。此人和高颎一样，和此前的管仲、萧何、霍光、王导，和此后的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一样，都是治国理政的高手，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高于绝大多数君主。说臣民的光芒不一定亚于皇帝，他们就是一个系列的例证。

一般印象，赵普大概和高颎、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类似，不如管仲、萧何、霍光、王导光彩照人。那可能正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有没有建立起来的不同。只要有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人世间最伟大的就一定是、只能是、真的是皇帝。

——以三纲五常、皇权至上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理念尚未建立起来，无条件的忠君思想更尚未出现。

后世长期严重误读，给人感觉中国人天生就有皇权思想，自开天辟地就是不可一日无君，不可或缺、甘之如饴、好似嗷嗷待哺的婴孩离不得娘，那实在是糟蹋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可能开天辟地就是不给人磕头就不能过日子？！膝关节是为磕头专门设计的、不磕头就要出毛病？！后来那种令人尴尬的状态，其实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非常痛苦的改造过程。西汉社会、尤其是汉初，思想上的藩篱还很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是如此。

——儒家思想远未被程朱理学改造，和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的专制理教也就远未出现。

大家内心都比较反感又都无可奈何、表面反而还得竞相标榜的一些虚伪的道德理念也就尚未污染社会生活、尚未笼罩中国社会，更尚未形成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

当下中国人程度不同都知道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是善意提醒大家看人看事都要注意先去除包装、伪装，反过来等于说咱们大家程度不同都有点装。但在西汉相反，和后来相比，大家可谓都不装，无论政治立场、经济状况如何，人们活得都比较淳朴、真实、率性、轻松。

——早期儒家思想正在从民间意识形态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还没有成为统治手段。

这时的儒家思想总的政治倾向更接近于公道自在人心的人心、天理良心的天良，顺理成章、很容易就被社会各阶层接受了，所以才有西汉以春秋经义决狱。这可能是咱们历史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较为接近的一个阶段。各方面、各阶层的想法比较接近，社会就容易和谐。

——教育主要靠民办。

汉初的太学每年招生不过50人，地方政府办学到西汉中期才出现。更没有朝廷颁发的统一教材，《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应该就是最初的民办学校自编教材。孔孟之徒学着老师开门收徒、收点腊肉。否则，编它干甚？！

大家都是民办教育的产品，功臣如此，刘邦本人也如此。双方意识形态趋向对立是后来的事情。

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想法从哪里来？极有可能是要求公办学校向民办学校看齐，而不大可能是他自己忽发奇想。

——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都尚未出现。

中央政府任命的只是朝廷各部门和县以上主官，其余都由主官“自置吏”，如同家臣。双方是明确的君臣关系、主仆关系，主官对属吏有生杀予夺之权，主官死后，属吏需持服行孝。

——官营经济尚未出现。

寓税于价，朝廷垄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掐着老百姓脖子、雁过拔毛、敲骨吸髓，看上去无税，实则已经包含在价格里，税率奇高，数倍甚至十数倍，当然也是西汉的发明创造。但要到西汉建立百余年后，拍板的是汉武帝刘彻。且是阶段性的，很快就逐步取消了。

——社会商品化程度还比较低。

西汉的法定货币五铢钱还需百余年才出现，且年均铸造量不过2.2亿枚，以西汉人口最高峰计算，人均不过4枚；且钱币分布极不均匀，基本为各级权贵占有。（所谓有钱人就是有“钱”、是家里存放有大量铜钱的意思。）

直到唐天宝年间，社会商品化程度也还很低，年均铸钱仅3.27亿枚。

古代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在北宋，年均铸币量达到30亿至60亿枚之间。北宋版图大不如两汉、隋唐，两汉、隋唐的经济大不如北宋，那是官僚群体成为社会主导阶层后最为成功的尝试，也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

——社会饮食习惯还是一日两餐。

一日三餐已经出现，但还只是极少数权贵的特权，甚至需要皇帝亲自决定能否享用。全社会的饮食习惯成为一日三餐，大约在百年之后、霍光执政期间。也还不是特别稳定，因饥荒而倒退回一日两餐的情况，宋元更迭之后几乎每一朝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