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78)

上文中的“培之”即李厚才，前面说过，沈、李二人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在当年5月4日（即前述沈醉到息烽任“短期教官”不久后）的日记中，沈还曾记载说：

“培之来信谓，在班曾一度自杀未遂。我除了深深的同情他的处境外，并复信允为其设法活动调开息烽。”

看来，此时的李厚才已经调到重庆工作了。

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沈醉继续说：“从土桥到申家沟，据说是十华里，也许是谈话谈得起劲，我们竟不觉得它难走。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拿到一张十五号的小牌子，在监前等了快四小时，而接见时谈话则不到十分钟。在那一座黑房子中被囚的有六百多人。每逢星期三，每一个人犯有接见亲友十五分钟的权利，但去的人并不多，大家都怕等。我用尽了平生的忍耐力，支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与接受了所有一切苛刻的规则。”

接着，沈醉说：“在接谈前一分钟，我的神情异常的紧张，可是在短短的五、六句对活中，我证实了平时所听到关于他有趣的风格，假设是处在另一环境中，我相信，我们一定谈得很投机。我默祝他早日出来，更愿为他而去奔走一下。”

结合上下文，笔者分析，沈醉前去探望的正是黄天迈！

在这个阶段，通过沈醉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仿佛忽然有了大量空闲时间，管了很多的“闲事”。其实这不奇怪，因为他的“官儿”已经丢了——就在半个月前的9月30日，廖公劭和沈醉这一正一副同时被免职，继任稽查处处长的是何龙庆，而廖、沈二人的安排却迟迟没有动静。

从1941年初沈醉回到重庆，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莫名其妙地免职了，其心情可想而知。在10月5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老板在局宴在渝干部同志，余准时到达，顺便探询一下余之工作，大家对此并不十分关心。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事，谁像我这么着急！”

沈醉说：“今晚的饭是中菜中吃，而西式坐法。局本部科长以上，外勤副处长以上，没有职务而得参加者恐怕只有廖和我。首先赵龙文同志报告中国丨警丨察的建立和怎样发展，继由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经检组朱惠青（清）报告中国经检工作。这无疑是一篇诉苦文，但比龙文同志说得动听点。这种让人家说话的作风在老板是很少有的。”

作为军统局帮办，当天的餐会，唐纵当然也参加了，在日记中，他记载说：

“晚，雨农在罗家湾聚餐，到科长以上一百二十余人，共组织可谓大矣。”

1942年10月10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件大事：“在国庆声中，得来一个好消息，美国和英国均通知我国大使，准备废除一切在中国之特权，重新商订平等互惠条约。”

前一天，美英两国同时宣告：“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并得到若干国家响应。我们回溯一下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签署于1842年8月29日，也就是说，在整整100年之后，中国终于获得了“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为此，在“双十节”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演讲。当时在陆军第十四师当排长的黄仁宇正好在现场，后来他回忆说：

“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

在讲话中，蒋介石强调说：“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

为此，蒋介石准备写一本书，即日后非常出名的《中国之命运》，蒋还专门找了一个助手，他就是侍二处第五组组长陶希圣。

陶希圣也是香港沦陷之后辗转逃出来的，正好于1942年元宵节的当天回到重庆，他回忆说：

“布雷先生住上清寺美专校街一号。他将二号并入一号的院子里的一幢房子楼上，交给我住。他对我说：‘你由海外到重庆来，为了保持清静，并且安心做事，最好进侍从室。我已呈请委员长任命你做第五组组长，稍为休息几天，就可以开始工作。’”

陶希圣回来以后，唐纵曾专门去看他，在1942年3月4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下午曾访陶希圣。陶从汪精卫、周佛海投敌，去年又从敌围中逃出。香港陷落，始间道来渝，现居美专街溶庐。其人出尔反尔，究为何如人，亟欲一面，以布雷先生之介绍往访。”

在日记中，唐评论说：“陶为一沉静富研究之学者，见面容易给人以冷静之空气。”

关于《中国之命运》的撰写过程，陶希圣回忆说：“自三十一年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即着手撰述一本书。至十一月与十二月之间，去黄山官邸，以四十多天的功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节的命意与行文，经过七次乃至十余次的修订与增删，方才定稿。”

事实上，《中国之命运》的主干均系由蒋介石口述，陶希圣所做的，更多的还是文字上的润饰，并补充若干理论性内容，思想还是蒋介石的。但因陶的深度参与，当时大家都以为此书系陶希圣“捉刀”。因《中国之命运》出版以后，引起很大争议，陶不想背这个“黑锅”，曾向蒋建议：“此书出版后，立即由中央通讯社发布新闻，述蒋委员长以四十多天的努力，撰述此书之经过。”结果蒋不同意，陶也徒唤奈何。

陶回忆说：“十二月下旬，全书的稿子已定，交南岸海棠溪附近之南方印书馆印刷样本二百册。这二百册分送党中及政府领导及负责人士读阅，并请其签注意见。”

此时，《中国之命运》还只是“征求意见稿”，为防止泄密，侍从室专门派张毓中到南方印书馆驻厂“监印”。张回忆说：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下旬，领袖手撰《中国之命运》一书已完稿，命陶希圣先生负责出版发行。陶先生对此事非常重视，交由海棠溪南方印书馆印刷，且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完成排版，二十六日开始印刷。为了提防该书在正式出版前会有意外，陶先生于二月二十二日，特请特务股黎股长指定一人，带宪兵一人，前去该印刷厂负责监视印书。”

当时，黎铁汉指示张毓中说：“据陶先生相告，《中国之命运》一书，领袖非常重视，曾修改又修改，此书关系我国前途至为重要，如发行前被人抢先泄漏内容，或被别有居心者，有意的断章取义，甚至恶意批评，就会影响此书的价值了，所以你应先去实地了解印刷厂方面的情形，并和该馆负责人仔细商谈出书过程，拟定防范措施。此外，只派宪兵一人在门口监视，是不够的，如有需要，你可以多调几名宪兵帮忙。”

张回忆说：“由于黎股长的说明和指示，我明白这额外的任务，虽然比较轻松单纯，但稍有疏忽，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于是我于二十四日上午，亲到海棠溪宪兵队访问丁队长，请他调派四名宪兵协助，再到南方印书馆，拜会该馆负责人。我将陶先生的便条当面交阅，然后巡视该馆厂房，了解印刷装订的设备与过程，又和馆方各单位有关人员详谈，拟定监护办法，并从当日下午起，配合出书程序，开始实施出书的监护工作。”

张毓中说：“是年三月十日，《中国之命运》的底稿和新书，平安的交到陶先生派来的人员手中，运出了南方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