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73)
不仅如此，唐纵觉得，他本人与戴笠之间，似乎也不像原来那么融洽了。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张衮甫、林尧民送来五、六、七三个月车马费二千四百元，我不肯受。自从委座派我做调统局帮办后，我即打算不受他任何金钱。但我希望有一部汽车，而汽车他似乎不愿给我，所以金钱更不愿接受。”
张衮甫即张冠夫，他与林尧民都是军统局资深财务人员，张是经理处副处长兼“总稽核”，林是该处副处长兼出纳科科长。
在7月23日的日记中，唐又说：“雨农约下乡午饭，我因事未去。昨日上午九时，我往访雨农，雨农辞以疾，昨晚十一时半我电话雨农，侍者告以就寝。颇疑其对我有误会。”
唐还说：“晚道三来言，雨农近日情绪很低劣，究其故，似以委座之诘责，疑及介民与我对彼不利，而以各情报机关业务之分配，似疑系我所为，故不快。自从委座吩咐我到调查统计局以后，即憧憬黑影重重。雨农之误会，在我早在意想之中。”
为解决矛盾，1942年7月25日，唐与戴做了一番长谈，似乎效果不错，在日记中，唐记载说：
“晚上与雨农晤面，自七时至十一时。彼此误会，全然冰释。彼觉委座对他信心动摇，而其致此之原因，为夫人，为毛庆祥；又称，他计算所有财产并不亏空，如果移交，随时均可交卸。他近来有感觉孤立之势，愿意与毛庆祥言归于好。”
上文中的毛庆祥是蒋介石的同乡亲信，在蒋身边掌管机要。就在不久前，毛因与戴笠争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仗着蒋介石的信任，将军统派入该室的上百名干部全部驱逐，戴恨之入骨。
到了这个阶段，戴笠所处的环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显然进一步恶化了，从唐纵的日记看，对戴本人及军统的负面记载越来越频繁，如：
7月30日：“英国情报人员欲见雨农，雨农请示可否接见？委座批云凡外国人应由军令部交涉，你无此责任，以后不得再与外人接见，凡英美人士见过汝者，其在背地无不表示轻悔，汝须自知。此种批示，一方而表示不满意，一方面表示爱护。”
8月1日：“贺主任请我去，出示委座手令，外事局与顾问事务处供职人员之组织训练应特别加强，应由中央调查统计局负责办理并速拟具沐方案呈核。此一案何以交由徐恩曾办理？可见委座对于雨农之信心已日渐动摇。此与夫人及庆祥之关系甚大。”
8月3日：“早晨，道三来访，谓雨农要把别动军指挥下之忠义救国军，及铁道破坏队收回调查统计局指挥。如此成立别动军何用？辞职又不敢，不辞又难堪。”
按：“道三”即周伟龙，时任军委会别动军总指挥兼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其时，戴笠对周已经极度不满，离撤他的职不远了。
8月7日：“段文澜来谕行反间，雨农不察，几乎要搜查居院长公馆、国库局和资源委员会，牵涉之广无以复加。雨农急于要功，故竭力进行，而又不相信有人与他斗法宝，故深信不疑，及实施行动，扑了一个空，始约集我与介民等去商量。经我判明系反间，雨农才恍悟。经数月之研讯，现已判明，呈请枪决。”
到8月9日，更严重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在这一天当中，王兆槐和他的特务总队出了两件事。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局本部纪念周，因为队伍没有站好，老板大骂一顿，指挥官王兆槐也被骂为活死人。因为队伍的不整齐，所以他先把整理队伍的一套讲了几十分钟。一个马贩子是如何利用那一根鞭子和头马去领导他成千成万的马匹，与今天干部同志不能站在自己岗位上去努力，成了讲活的中心。特五团黄山的特务连与十五补训处的士兵冲突，枪杀十五补训处的班长，因而引起领袖的震怒。兆槐团长命运不济，吃官司是靠住了的！”
这下戴笠也“罩”不住了，在另一篇回忆中，沈醉说：
“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警卫和武装警卫经常在外打架，有一次在南岸与一个部队发生冲突，竟用机关枪开起火来，打死了几个人，惊动了住在黄山的蒋介石，叫侍从室查究；戴笠才不得不把总队长王兆槐撤职，送军法总监判了几年徒刑。”
在8月14日的日记中，唐纵说：“雨农近日遭受之打击，系孔家与夫人之关系。雨农表示决不灰心，亦不屈服，其刚气犹存。”
事后，王兆槐并未吃大亏，沈醉说：“但不到一个月，王兆槐就安然无事地出来了。”
对此，黄康永说：“戴笠对这一批警卫非常严，也非常自豪，认为他的特务总队比别的部队高一级，闯祸打架，不管有无理由，必须打胜，如打输回来，要大骂一顿。”
既然打架打赢了，那王兆槐就是有功之臣，要奖励。黄康永说：
“戴笠在撤除王兆槐的特务总队长之后，派他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西安分处处长，这是主管交通运输的肥缺，王兆槐实质上是明降暗升了。”
对于自己的处境，戴笠的感受当然比别人更深刻，对于手下这些“牛鬼蛇神”，明显把“套”勒得更紧了。比如，9月6日，针对“公款应酬”问题，戴笠专门下了一道“手令”：
“查本局及外勤各单位之各级主官与多数之工作人员，每于同志到差或离差之时，常有相互宴会之事，甚至动用公款。时至今日，我同志尚不知节约，此种官僚风气，如不能改革，何以言革命。弟早已三令五申，吾人只有团体宴会，绝无私人酬酢，兹特再行手令，严禁今后如再有是项情事发觉，定必议处，不稍宽恕也。务希诸兄于各部门工作会报中，迅行转知为要。卅一、九、六手令毛人凤、公简、炳华、肖白、公劭、行深”
上文中，“公简”指财政部缉私署（1942年6月，缉私处升格为缉私署）主任秘书王抚洲；“炳华”指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处长张炎元；“行深（琛）”指军政部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处长张师。
对于戴笠，沈醉曾在日记中这样评价他：“中国有这么一个宝贝，真不知驯服了多少三头六臂的英雄，否则这些自命为圣贤而实际是坏蛋的人，谁能约束得住？”
在对部下恩威并施的同时，戴笠更加严厉地约束家人，避免他们给自己找麻烦，尤其是对他那个宝贝儿子戴藏宜。
1942年9月，因戴藏宜擅自在浙江江山老家搞民间武力，戴笠连续给他的下级发出三通电报，措辞极为峻厉；
9月2日，电福建建阳第三战区“奋勇队”指挥官郭履洲：
“小儿善武，受人愚弄，于敌寇占领衢江时，收编邻县散匪及零星部队，企图抗战自卫，渠只凭热血，不知利害，弟已迭电责其速将部队完全交由兄负责，以善其后矣。现敌寇已节节撤退，是项部队，必须迅行处置，万不可再任无知小儿，受人愚弄，将来贻祸地方。是项部队，最好由兄呈请长官部处理。如长官部不受理，因忠义救国军现有缺额，其中体格强健，有枪枝可用，愿参加前线抗战者，请即就近派遣军校出身之干练同学负责改编，率往广德，否则，请就地缴械遣散，并酌发遣散费。此事关系重大，务请兄即与万里兄密商照办为要。弟笠叩，冬亥渝亲。”
同日，电福建浦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转戴藏宜：
“善武如见：本局无收编部队权力，你亦非军统局之工作人员，你究受何人命令，擅自收编部队，你应立即将部队完全交出，愿即刻开往广德编入忠义救国军者，希立即点交郭履洲先生接收，不愿即刻开往广德者，应即令解散归田，否则我必与你脱离父子关系，并断绝一切接济，特电严嘱。笠手启，冬亥渝。”
9月14日，再电毛万里：
“佳戌电奉悉，善武决不能成立自卫团，弟前已有电致七十四军王军长转知张培森矣。奉化县政府之枪枝，吾人断不可接收，善武胡为，必须予以制止。如已集有壮丁，应立即予以解散，此事兄必须负责也。如何？盼立即电复，弟雷云叩，寒申渝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