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72)

1942年6月16日，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在次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昨晚刚想睡，便听到饬吾大叫大嚷的跑了进来，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拖着十六补训处的一个排长。一问原来是缉私处的勤务兵给十六补的通讯兵打伤了。接着他们派王团附来，不久汪团长亦来，彼此争论了一下。”

上文中的“饬吾”即杨隆祜，湖南长沙人。杨毕业于北京盐务学校，自加入“团体”之后一直做总务工作，财政部缉私处成立以后，杨隆祜被调去当总务组组长，军统局总务科科长由从香港回来的郭斌接任。杨隆祜、郭斌与后起的沈醉、侯桢祥可并称为军统局的四大总务专家。

缉私处在重庆郊外五灵观，亦属于缫丝厂范围，此时，负责缫丝厂安全警卫工作的，是特务第五团第三连，这个连原本是蒋介石的卫士连，连长叫王义方。

王义方，生于1920年，江苏涟水人。

王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步科，这个分校设在陕西西安南郊王曲镇（即张学良在抗战前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原址），负责人是“西北王”胡宗南，因此王义方算是胡宗南的学生，而且特务第五团第三连也是戴笠从胡宗南的部队中“借”过来的精锐部队。沈醉曾在回忆中说：

“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曾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给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去受训当特务，另将几百名武装部队连人带枪拨给军统特务总队，还送过几十匹军马给特警班。”

沈醉所说的“几百名武装部队”即指王义方部。据王自述：

“抗日战争艰苦进行至第三年，全国军民一切力量均集中于前线。……领袖蒋公驻节黄山之官邸除侍从官员外，只有少数宪兵担任警卫。军统局戴雨农局长（以下简称戴先生）曾报请成立警卫团，未蒙核准。乃于民国二十九年春电请主任胡上将宗南师（以下简称宗师）支持，宗师乃命校属之军士教导第二团，甄选年轻精壮均具高小程度之士兵编成一个卫士连。”

王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上旬，部队沿嘉陵江乘船顺流抵达重庆，首日进驻望龙门两湖会馆。当晚戴先生点名训话，正式授予本部队警卫领袖之专责。翌日整备休息，第三日即开赴黄山官邸，分驻清水溪、张家坡、放牛坪、碉堡等四处营地。”

此后，胡宗南的这支部队被编入特务第五团，沈醉上述与“十六补”（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的简称）发生冲突的，就是王义方的手下。这件事，王也曾于回忆中提及，他说：

“民国三十一年秋，笔者调升特务第五团第三连连长，担任军统局乡下缫丝厂办事处之警卫勤务。一日驻五灵观排驻地卫兵与路过之十六补训处新兵，发生语言冲突，无意中手抢失火，伤及一名友军。时办事处主任对我连官兵非常爱护，瞩告对此事件全由办事处派员处理，连可不必呈报。”

王回忆说：“讵料时隔一个多月，在一次纪念周戴先生讲话中，严词训斥卫兵枪伤行人，班排长管教不力，临事时又处理不当，应当即刻予以严厉处分。是时笔者正肃立于主席台右后侧，戴先生于转首瞥视后，竟未续责连长连带失职之事，乃逃过一次或许记过，甚或调职之处分。”

在回忆中，王义方庆幸地说：“回溯前情，以军统局纪律之严正，实属意外侥幸。唯一的解释，或即戴先生在瞬间一瞥之意识中，不忍心对挚友荐派之干部，过分的苛责所致。此应为中肯之推测，非为附会之语，应可肯定。”

查沈醉日记，戴笠是1942年7月9日回到重庆的，7月12日主持了“总理纪念周”。当天，沈醉记载说：

“今天大家都知道老板将主持局本部纪念周，从七省视察回来后的报告，不能不听。刚到五点半便爬起来，我和人爵，宗尧等一同乘车去找处长。我和处长都是武装整齐，天气这么热，实在吃不消。”

沈还说：“今天老板的话有点使人失望，不但一点系统没有，而且近于啰嗦。他出巡七省，倒霉的人正遇着他不高兴的事，给他好印象的的确太少了！”

7月19日，戴笠再次主持“总理纪念周”。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老板极慎重的重诵委座对军委会军风纪整顿手条，他认为这些事不该领袖操心。”

从时间上看，王义方回忆中说的戴笠“严词训斥”斥责，有可能就发生于这两次讲话中。同时，王所说的“（戴笠）不忍心对挚友荐派之干部，过分的苛责”，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不久后他又将王义方派到宋子文身边做警卫组组长，不能不说是格外的重用，王回忆说：

“民国三十一年秋，驻美大使宋子文博士返国，就任外交部长。戴先生为选派警卫，特召集在渝之军警干部六十余人，当面甄选。其时应选者，全为军统局各训练班，受过特殊技能教育之毕业学生。经过一一问话后，即席指定笔者为组长，朝夕随侍部长，及负责官邸之安全。”

对这份信任，王义方感激涕零之余，也知道他沾了胡宗南的“光”，许多年以后，王义方说：

“时笔者年仅二十三岁，阅历经验缺缺，自觉不能胜任而请辞，戴先生却笑而不予允准。此中之道理亦无他，全系宗师之赐。在戴先生心目中，远自西北由挚友派来之人，其忠贞、学能自应绝对信任，拔擢任用，是所当然。”

在7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还说：“中午与一客人膝勉口角了几句，我真后悔！”

上文中“膝勉”颇不可解，不知是沈醉误写还是编辑整理时误认，据笔者推测应该是“滕勉”。滕勉是辽宁新金人，很早就进入“团体”，但一直在平津一带工作，沈醉有可能不认识他，当天不知什么原因争吵起来。

陈旭东、滕勉、袁晓轩、项乃光，是东北籍的几位军统高干，抗战胜利以后均被派回老家工作。

对于戴笠更不利的是，前述之“赵理君事件”的真相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真相大白的。7月10日，即戴笠刚刚回到重庆的次日，唐纵记载说：

“午，雨农约有关负责人在其公馆谈话，至四时先退。据雨农云，洛阳十二区专员韦孝儒及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六人于三月十五日被捕失踪（蒋长官曾来电请查，无结果），兹经查明系理君所为。”

对此，在7月26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局本部纪念周。今天老板所指示的是一些琐碎的问题。当他报告赵理君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时，听口气还对此君有爱惜之意。赵的部下把洛阳的专员、县长、校长等六人都活活的埋去，在河南为这事引起了一严重的问题。因为那时刚巧老板去洛阳，他们便硬说是他亲自去主持这件事。因对方的人多数是c.c，故攻击尤烈。”

军统出了这么多事情，蒋介石当然不会给戴笠好脸子看，在7月11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上午，雨农见了委座出来，遇我于道，告以见委座之经过。委座责他太严、太紧，不能运用组织，一再斥他何以把介民送出去。他很怀疑介民在委座面前讲了他的坏活，他又批评了介民一番。委座责他今天不能讲个人主义，他很愤慨的解说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