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67)

此时，陶一珊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其压力，主要来源于他的副手廖公劭。

廖公劭，1898年生，浙江青田人，军校四期毕业。

抗战开始以后，戴笠除将原上海区改组为沪一区，并组建沪二区之外，还建立了独立的上海法租界特别站，站长即廖公劭。但廖很快被捕并“落水”，并当上了“七十六号”的“华南区”区长。

十分诡异的是，1941年秋，廖公劭逃回重庆，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当上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副处长。

对此，沈醉感到不解，他说：“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区）的局（区）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

沈醉说的这一段，倒是颇值得考究一番。

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曾两度提到廖越万。

第一次是胡兰成斡旋释放廖越万的经过，胡回忆说：

“廖越万是重庆的特工，被逮捕关在南京，他太太来营救，找到梅思平，但是李士群不卖帐，她住在鼓楼小旅馆里探监送饭，恰值有我的几个同乡人也住在那旅馆，夸口说这种区区小事，我领你去见我们蕊生先生，马上放出来。可是他们那里敢来见我，廖太太就自己闯上门来。我听她一说，当即拒绝，因为无论哪一边的特工我都不喜。”

胡兰成说：“翌日她又来，我已没有话说，但既到得我家，她总是女客，也不好太失礼，只得仍陪她坐一回，找别的话来说。这要怪我自己取消门岗，她随便就进来到了阶前，难道看见了好不招呼她。那廖太太，年纪三十几岁，虽是城市里打扮，身上依然有像乡下映山红花日晒气，我因问她原籍，她答诸暨，我问她斯家，她说不知。我说我小时受过斯家的好处，她听在心里，就一口都说诸暨话。”

按：浙江诸暨是“斯”姓的最大聚居地。斯烈、斯励兄弟即诸暨县斯宅乡人。

胡兰成回忆说：“她几乎天天来，……如此月余，我又恨又气，又可怜她，但是真的为难，因此事是要与李士群说的，但我已与士群不再往来了。”

按：此时，李士群与熊剑东交恶，已经势同水火。胡兰成与李是好友，与熊则是“发小儿”且昔日有恩于彼，故欲从中调停，结果与李士群发生误会。

胡回忆说：“最后有一天，我从法制局回家，又见廖太太等在门口，我停车叫她:‘好吧，现在就去释放你的男人，请你坐上汽车一同去。’但我不知道他被关的地方，廖太太连忙说她知道，汽车就一直开到了那里。李士群的部下都知道他们的部长极敬重我，不晓得新近已两人不和，他们见我到来，当即开大门迎接，我与那主任说放廖越万，他连声答‘是’，惟请我打个电话与李部长，我只好打。”

胡兰成说：“李士群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以为我已对他回心转意了，又约我去他家里吃饭，随即他叫那主任听电话，命令他立刻释放廖越万。我随车带他出来，到得我家，廖越万跪下去叩谢我救命之恩，我但愿了得一笔事情，就叫他们夫妇双双回去。”

此后胡兰成失势，“与（汪伪）政府中人断绝了往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胡认识了张爱玲，从此不再“掺乎”政治，专心与女人厮混。

1945年春，胡兰成护送侄女“青芸”到杭州结婚，又见到了廖越万。胡回忆说：

“我在南京救他出来的廖越万，现在当了杭州特工站主任，在他的新公馆里为我们设宴洗尘，那廖太太我见她竟是架子大，几位厅长夫人到来，她是主人，能坐着不起身，也要算得辣手。后来我才知廖是仍在给重庆做工作，所以看不起汪政府的人。那廖太太却请我到她房里坐，亲自捧茶。”

胡兰成说：“酒后廖越万给我看一件宋瓷，必要送给我，我却没有要他的。我与青芸住在环湖旅馆，廖夫妇每朝必来请安，廖太太便给青芸梳妆，她以娘家人自居，好像嫂嫂服侍姑娘出阁。”

胡兰成说：“我不喜特工，不指望廖夫妇倒是有人情的。后来抗战胜利我出亡，廖在上海参加接收工作，我家里他也还肯照顾。”

从上述胡兰成的回忆看，廖越万应该确系军统的“卧底”，那么，他的侄子廖公劭当然也可能是一位“潜伏者”，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则廖公劭逃回重庆以后，得到戴笠的重用，也并不奇怪。

沈醉回忆说：“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

沈回忆说：“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正是依仗着戴笠的信任，廖公劭开始明目张胆地跟陶一珊“叫板”。在1942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昨天加持说处长（陶一珊）有口舌，今天果然上午副处长（廖公劭）便和他又吵了一顿。这实在不成话，再这样下去真太危险。”

不仅如此，种种迹象表明，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沈醉说：

“老板在乡下纪念周时特别提出他整饬稽查处的决心，加持回时把这消息告诉我，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处长。这对他的前途有关事项，当然他万分想详听，所以邀我和加持立即赶去见他。加持把老板说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他，当谈到已下另调工作之手令时，他再三追问，有无查办语气。”

在日记中，沈还发表感慨说：“当稽查处长的人，谁能好好的下台？”

查《戴雨农先生全集》，戴笠当天发表的讲话，其实是给军统局“短期训练班”所做的一篇“开班辞”。

所谓“短期训练班”，军统局训练处干部刘非专门解释过，他说：

“短期训练班，军统内部习惯叫短训班，专为对军统内部被关押释放的特务进行思想教育，无以名之，就叫做短期训练班。每年4月1日军统在庆祝其成立纪念的前夕，都要把囚犯内部纪律被关押的特务释放一批，在释放后集中进行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工作。”

“短期训练班”设在缫丝厂，负责人即乡下办事处主任刘启瑞。

这篇讲话的题目是《纪律的积极意义与目的》，在讲话中，戴笠说：

“这一期的学员，都是在这次十周年纪念开释的同志。因为开释之后，马上要参加实际工作，同时在守法期间，虽有书籍阅读，但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对目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形，毕竟多少是隔膜，所以不能不有一个短期的训练，使得大家同志对工作有一个了解商讨和研究的机会，得来参加实际工作，能够驾轻就熟，胜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