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54)
这一趟港九行，杨惠敏的任务很重，因为她要营救的，是当时演艺界的两位“超级巨星”，一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另一位是电影“皇后”胡蝶。
梅兰芳是1932年移居上海的，1938年4月底，梅偕家眷及其班底到香港演出，此后剧团返回上海，梅兰芳就势留在香港，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避居此地已经三年多了。
此时，一个叫和久田幸助的日本人找上门来。
和久田幸助精通粤语，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在香港，类如文化特务。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和久田以其语言专长被征召入伍，他回忆说：
“我被编在报道部工作，掌管与广东语有关的工作，即统制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活动，报道部下设一‘艺能班’，我被任命为班长。”
“艺能班”的任务是代表日本军方对于香港的演艺界进行“统制”，许多年之后，和久田回忆说：
“英国当局为了准备战争，曾存贮了大量的粮食，甚至有的剧院都改做了粮仓，日军占领香港后，控制了全部仓库，市面上一粒米也不见了。当时香港居民开始陷于缺粮的灾难，可是日军当局并没有设法解救粮荒。”
和久田说：“当时香港居民开始陷于缺粮的灾难，可是日军当局并没有设法解救粮荒。我因为有许多中国朋友，市面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耳里来。不管其他部门怎样，我将‘艺能班’有关的人士，如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剧团、戏院的员工和家庭，全部实行登记，在日军占领的第五日，即开始了配发粮食。”
和久田还说：“为了配粮的事情，我曾与报道部长和占领军参谋长，进行了顽强的交涉。我对他们说，如果连这点表示善意的事情都不做，便无法得到居民的合作了。于是梅兰芳也在这一措施下领到配给的粮食。”
作为一个“中国通”，和久田当然知道梅兰芳的“分量”，因此甫一上任，就去拜访梅。
对于梅兰芳，和久田表现出了相当的尊重和善意。他回忆说：
“当时我曾想过怎么对待这个举世闻名的艺人，我认为必须自己直接先和他谈谈。当时日军的方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集中一切人和物，协助‘大东亚的建设’。”
和久田回忆说：“我负有这个责任，也必须向梅兰芳提出这种要求，但是我向他提示了三个保证：一、妥善保护他的生命和财产。二、尊重他的自由。如果他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及时无条件放他到重庆去。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
对此，梅兰芳十分婉转地回答和久田说：
“我所以来到香港，是因为不愿卷入政治漩涡。现在中国分成两个，蒋介石先生的中国和汪精卫先生的中国。我和蒋先生和汪先生都是好朋友。我作为一个朋友来说，对两人任何一方都不应接近。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来到香港，今后我仍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
和久田回忆说：“我充分理解了梅兰芳的立场，并且照他所说的互相约定，使他过安静的生活。那以后我坚守彼此的约定，从来没有要求他演戏或广播。”
杨惠敏就是在这个当口来到香港的，他回忆说：
“名伶梅兰芳住在九龙。我化装成一个卖鱼的小贩，手里拿着一只盛满小鱼的篮子，先找到了梅兰芳的家，劝他马上收拾行囊逃往内地。这时的梅兰芳，外型完全不像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他满脸胡须，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是一个潦倒不堪的半百老翁。”
令杨惠敏意外的是，对她的劝告，梅兰芳予以拒绝：
“梅兰芳博士怎么说也不肯离开九龙，他认为逃难太辛苦了，同时也很危险，路上麻烦太多，在这种情形下，我对他没有一点办法。”
杨惠敏回忆说：“这个闻名世界的中国艺人，在我临走时，他再三郑重的告诉我，他说：‘我梅兰芳决不替日本人唱一出戏，请转告内地关心我的朋友。’他对我的临危搭救，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
——梅兰芳当时是怎么想的，后人无从悬揣，但在此后不久，他就离开香港，回到了上海。和久田回忆说：
“他（指梅兰芳）有一次在闲谈中表示：‘我的家原来在上海，想回上海去，希望替我办手续。’我就很快地为他办了手续，备妥了护照，让他回上海去了。”
从此，梅兰芳在上海“蓄须明志”，以“卖画”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甚至把他在北平的房子都卖了（即无量大人胡同24号。不是今天护国寺街挂着“梅兰芳纪念馆”牌子的那一所），也从未“出山”唱过一台戏，直到抗战胜利。
据和久田幸助回忆，此后某次他赴上海公干，梅兰芳专门去看他，并送了一幅画，当时梅说：
“这是我乱书的一个扇面。我姓梅，所以画的是梅花。在战时，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非常不好意思，如不嫌弃请收下。”
和久田幸助回忆说：“我虽然早就知道中国人讲究礼仪，可是我仍深被这样郑重的礼貌所感动。当时不禁用力回握他的手。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梅兰芳。”
离开梅兰芳的公馆，杨惠敏接着去找胡蝶。
胡蝶本名胡瑞华，原系“明星影片公司”的签约艺人。在淞沪抗战中，“明星”设在枫林桥的制片基地被毁，公司无形中解体，胡蝶遂携家人到香港与经商的丈夫潘有声团聚。后加入张善琨在港组建的“新华影片公司”，并参演了《绝代佳人》等三部电影。
胡回忆说：“第一次去香港也就是拍了这三部片子，就没有再继续拍下去。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看来香港也已危在旦夕，很多影人已陆续离港，我们则因为一大家子人，而且孩子又小，当时儿子尚未满周岁，暂时未走，但内心已很不稳定，所以也再没有心情拍电影了。”
胡蝶说：“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前后，香港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香港沦陷后，我几乎是尽可能不出去。因为在一切交通要道或是街角都堆起沙袋，由日本宪兵放哨，中国人通过步哨都必须作九十度鞠躬，如果步哨看着不顺眼，还要搜身检查，甚至可能遭到日本宪兵的恶毒殴打。这种屈辱，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能忍受的。即使不出门，也躲避不了日本兵的骚扰。连军阶最低的日本兵也成了太上皇，他们可以随便进入民居，征用一切他们认为可以征用的东西。”
在胡蝶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和久田幸助，她说：
“日本侵略军一面侵略其他国家的国土，残暴杀戮，一面又在所谓‘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派出一些中国通对知名人士采取怀柔政策。当时在侵略军报道部艺能班任班长的和久田幸助就是熟谙中文，会说广东话的中国通。报道部的工作之一是统治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活动，甚至包括影剧人员的粮食配给。我是属于怀柔政策所要笼络的对象，自然和久田也曾和我打过交道。”
事实上，相比于梅兰芳，在香港沦陷之后，和久田幸助与胡蝶打的交道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