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50)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场空前的“香港大逃亡”中，杜月笙和他的“学生子”以及“人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他们建立的“地下交通线”，陈济棠、陶希圣等要人才得以逃离香港，此外还有众多的军统干部，如王新衡、文强、连谋、郑鹤影等，也多是这样返回内地的。

这条“地下交通线”，在当时是极端秘密的，甚至像文强他们这些当事人，本人都蒙在鼓里，只是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每到危急关头，就会有人出来帮助自己，最终只好归结为“吉人自有天相”——这亦可说是杜月笙以及“人动会”对于抗战的重大贡献（当然其中也包括戴笠的指挥、“运用”），对此，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说：

“香港撤退之役，在杜月笙来说是他生平一件大事，一大成功，而且也使他的个人声望迅又推上另一高峰，他所做的事为人所不敢，所不能为，他从敌人侦骑密布，大肆搜索中，救出了无数名列前茅的人物，而且他的做法是先公后私，先友好而后家眷，他为了顾全信义宁可牺牲妻子儿女。”

——杜月笙是1941年12月2日离开香港赴重庆的，“恰好”躲过了香港沦陷。此时，代替杜“坐镇”香港的，是他的四姨太姚玉兰（即京剧名伶姚谷香），章君榖说：

“杜夫人姚玉兰在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起飞以前，得到她闺中密友一只电话，告诉她说给她留了一个空位子，要走就快点来，姚玉兰回复她唯有一声苦笑，她说我这边人多着呢，何况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对此，章君榖解释说：“‘香港杜月笙’依然目标显著，风险极大，日本人可能下毒手，香港饥民暴徒说不定也动上杜公馆的脑筋，但是别人可以暂避，姚玉兰却寸步不容稍离，因为她一走开，全香港的杜门相关人物就无法通讯联络，因此姚玉兰决心不避也不走，她要死守大本营。”

章君榖盛赞说：“幸亏有姚玉兰硬起头皮，咬紧牙关，死守柯士甸道不去，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方始有了一个希望不浅的联络中心。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以及稍后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如果没有杜公馆居间联络，分别知会，可能杜月笙、戴笠、徐采丞在渝沪两地用尽心机，煞费气力，其所得的结果也是化为泡影。”

从旁协助姚玉兰的，就是戴笠的密友陈华。章君榖说：

“难得的是杨虎夫人陈华慷慨尚义，自愿陪伴姚玉兰，和她同生死共患难，姚玉兰感动得热泪沾襟，她向陈华说：“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你跟着我，能够死得不冤。”

前面说过，陈华最后一次去重庆，回到香港以后，开了一家“理发厅”，陈自称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项正当职业”。

据陈自述，她移居香港期间，戴笠曾来看望过她一次，那正是戴被香港总督“羁押”之后的事。陈华回忆说：

“那时节，广州、武汉已经相继失守，香港骤然成为各地情报工作的联络中心。近自东北、东南的广大沦陷区，西北、西南的抗战根据地，远至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地区，情报的传递、工作人员的来来往往，莫不以弹丸之地香港为中间站。戴笠轻车简从、改装易服到香港，当然是有特别重大的任务，而他一到香港居然就会被捕，同样的也成为举国震惊、轰动全球的一件大事。对他个人来说，更是生平第一次锒铛入狱，尤其被他认为是永难忘记的奇耻大辱。”

陈华说：“但却因为中英双方都把这一件事瞒得很紧，而戴笠系狱也仅只短短的两天两夜，消息总算不曾走漏，因此外间知者不多。多年来各方的传说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件经过恐怕也只有我最清楚——他从香港警务看守所里一释放，马上就找到我家来细说经过，大发牢骚！”

陈华的回忆，与郭斌所言不尽相同，她说：

“他（指戴笠）从重庆搭飞机到香港，用的是化名，穿的是便装，身边只带了一名随从副官。这位中华民国天字第一号特务头脑，离开重庆以前，既没有向蒋介石报告，也不曾通知时在香港的我和王新衡。否则的话，也许就不会闹出这个大笑话来了！”

陈华回忆说：“戴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说，飞机一到香港，他和他的副官就假装并不认识，但却一前一后紧紧挨在一起走。两人手中，各自提了一个完全相同的手提箱。他自己的手提箱里装得有一些极机密的文件和一支手枪。副官的箱子里则是两人的换洗衣服、盥洗用具，和他必须随身携带的药物。”

陈回忆说：“两个人杂在下机旅客队里，依序通过检查台，步出启德机场。戴笠说他自己毕竟还算机警，灵机一动，突然想起他那支从不离身的手枪来。唯恐香港检查人员会找麻烦，他就暗中推推走在他前面的那位副官——这是一个暗号，双方用飞快的动作，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两只手提箱换过来了。但是，经过检查台时，香港海关人员根本就没有检查副官的手提箱，挥挥手让他通过。戴笠正自宽心，继续移动脚步往外走。”

据陈回忆，当讲到这里时，“戴笠气得涨红了脸”，对陈说：

“套句戏词，就像是终年打雁的，反倒被雁啄了眼！突然之间冲过来五六条彪形大汉，闷声不响，把我架了起来，脚不点地的往车上送！”

陈华回忆说：“我问他当时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他说他倒并不害怕，只是觉得非常之生气，差点就要跟那帮子人打起架来了。只是继而一想：‘我想起他们也许是日本特务，或者是汉奸伪组织派来的杀手。最好的情况当然是纯粹出于误会，譬如说强盗绑票认错了人，其次就是警方误捕，最坏的情况呢？充其量不过把我架到哪里去暗杀、灭尸！’结果呢？反倒是他被五六个警探押上汽车，一口气开到香港警务处看守所。”

戴笠气愤地说：“说审讯，一不问话，二没有问我的姓名来历。说搜查，他们不曾搜过我的身上。只是当着我的面，把我那只手提箱打了开来！”

戴笠“啼笑皆非”地说：“（罪证）居然是我叫人从美国带来的那瓶特效药。他们问我这瓶药？做什么用的？是我大声的回答他们说：‘我有一辈子都治不好的鼻窦炎，唯有每天早中晚三次，用这种药洗我的鼻孔！’”

陈华回忆说：“就如此这般，香港丨警丨察不理会戴笠的严词抗议，三五个人把他推进了一间单人囚室。”

戴笠对陈华说：“小房间里又脏又臭，石灰墙斑驳脱落，马桶里面积得有厚厚尿垢，关在里面两天两夜我一直想呕，然而顶顶要命的还是四五十个钟头没有洗脸，更无法沐浴！”

回忆到这里，陈华乐不可支地说：“这位一辈子不知抓过、关过、打过、杀过多少人的军统局长，世界闻名，享誉最久的特务头脑戴笠，偏偏自小就有洁癖，他一向把洗澡当作最好的休息，最高的享受，有时候一天要洗好几次澡。我从他那天所发的牢骚里不难想到，整整两天两夜叫他无澡可洗，要比任何的刑罚都叫他痛苦难熬。”

陈回忆说：“由于副官亲眼目击，立刻便去向军统局香港站报讯。引起香港站上下人等空前未有的震撼。透过各种管道，日夜奔走交涉，总算在两天以后使戴笠恢复了自由，但是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到香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