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48)
这个人叫做宋廷琛，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个文书。
宋廷琛是西南联大出身，他的老师，就是刘文典，即传说中被蒋介石抽过两耳光，他又还了蒋一“撩阴腿”的那位。许多年之后，宋廷琛写了一篇《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广为流传，只要谈刘文典，必然以这篇文章来举例。
按：刘文典同蒋介石“过招”这件事，个人觉得十分荒谬，因通过很多人的回忆，我们知道，蒋对于读书人非常尊重。
事实上，宋廷琛本人亦出身名门，他是福建永春人，其父宋渊源是同盟会会员，民国元年福建省议会成立，宋渊源当选为议长，后响应过孙中山的“护法”，可算是“革命元勋”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成为国府委员，住在上海。抗战爆发之后，宋渊源避居重庆，并当选为国民参政员。
宋廷琛回忆说：“民国二十九（一九四○）年七月笔者由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回到上海结婚。”
宋廷琛的太太华世璧是无锡华家的后代，即传说中“唐伯虎点秋香”里边，有两个“二百五”儿子的那位“华太师”家——事实上，历史上的“华太师”（华子潜）比唐寅小了近三十岁，根本不是一代人。
华世璧的姐姐华世琦嫁给了李烈钧，换句话说，宋廷琛与李烈钧是连襟。
宋廷琛回忆说：“婚后原拟即往重庆，行期已定，不料急性盲肠炎突发，立即住院开刀。先君渊源公在重庆闻知，以手术后需要休养，且沪寓亦需人照料，经商得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许可，乃命笔者留沪，入中央银行上海分行，担任文书工作。这虽与当时局势及平生素愿大相径庭，但逼于现实，也只好如此。”
宋廷琛自己也有个姐姐，她的丈夫就是军统干部陈祖康——前面说过，沪二区成立时，由姜绍谟、陈祖康分任正副区长。沪一区出事以后，戴笠成立上海实验区，将沪二区改为上海实验区直属第一站，以陈祖康为站长，姜绍谟则被戴笠调回重庆。
对于宋廷琛影响既深且巨的，正是他这位军统姐夫。宋回忆说：
“恰好先姊丈陈祖康奉戴笠（雨农）将军之命，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为军统局）直属第一站站长（即上海站，原属第二区，区长为前年在台逝世之立委姜绍谟，日美战起，姜奉召赴重庆），化名陈中平，当时日军尚未侵入上海租界，因为上海站工作表现优异，所以日本军部对它特别注意。”
宋廷琛说：“本来上海站每月经费都是由重庆经银行汇沪，但为谨慎起见，乃商笔者同意，由中央银行总行直接拨入沪行笔者个人账户，这在笔者只是一举手之劳，而能对国家有所裨益，当然同意。”
据前述之王绍谦回忆：“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成都路口）的中国银行分行业务股，有一位江山人姜绍诚（姜绍谟的四弟），是戴笠于1938年7、8月间电请宋子文把他安排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的。上海区每月的经费，都是由中央会计郑肇武开出支票交由李根发到姜绍诚手上支领的。”
很显然，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沪一区集体失事，李根发已经落水，郑肇武东躲西藏，失去工作能力，再通过原有关系汇款已经靠不住，且极易暴露姜绍诚，于是戴笠另外策划了宋廷琛这条汇款路线。
宋回忆说：“到了（1941年）十一月初重庆总行突拨来了四十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笔者颇感诧异（后来才知道我政府那时已有警觉，知道日方可能对美国有所行动，世界局势将有重大变化，并已曾通知美方，可是美方漠然视之，所以才会有珍珠港的惨重损失）。原来此款是我方为准备万一起见，怕经费中断，特地预先拨付的。”
宋廷琛说：“到了十二月八日清晨突被炮声惊醒，不久就沉寂了。七时听广播，才知道是日本军舰炮轰黄浦江中两艘英、美小炮艇，而且日军已武装开入租界，街上乱哄哄的。”
此时的宋廷琛，心急如焚，因“中央”的四十万元“公帑”还在他个人的银行户头里边，一旦出现闪失，比如被日本人冻结、甚或“没收”，要耽误大事情，这个责任太可怕了，谁也承担不起。
宋回忆说：“笔者因公家尚有巨款存在我银行账户内，乃赶往白克路中央银行提款，所幸那天日军因事出仓促，并未派兵进驻央行。笔者亦随即提出伍千元（央行库存都是五元票面的旧钞，五千元已是一大包），用报纸包好，赶快带回家中。连续跑了四趟，一共提出了两万多元。”
按：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在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宋廷琛说的所谓“白克路中央银行”是一个分理处。1941年3月24日，“七十六号”报复性袭击的，正是这两个营业场所，共炸死14人。
宋廷琛说：“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仍旧到行，看见央行门口已有两个日本兵站岗，但为了想再提出些款项，所以硬着头皮闯入，进去后才发现整个上海分行只有五个行员在内，日军方面派来了四个日本银行界的人物，前来接收。”
宋回忆说：“这四个日本人都不会讲中国话，只会讲日本式英语，而我们五个小行员中，只有笔者一人能稍操英语。于是日本人就以笔者为谈话对象，详询行中一切情况，但笔者进入央行还不到一年且所做的系属文书方面工作，对行中外汇及业务向不与闻，所以一问三不知，只好和四个日本人对坐瞎扯。”
宋廷琛说：“那时内子即将临盆，在家里焦急万分，不时以电话相询，只能告以平安勿虑而已。一直耗到下午五时，沪行三位副理黄楚材、张悦联（现在美国）、徐维纶陆续到来，日本人有了洽谈对象，才放我们五个人回家。”
宋回忆说：“以后大家每日仍旧上班，所有存款一律冻结，惟因接收之日与笔者闲扯了一天，所以以后见面时相当客气，笔者乃以内子生产和过年等种种理由为借口要提款，日本人都特别予以通融，提出的款项统交上海站作开支。到了三十一年七月，日本人接收完毕，乃宣布将央行解散，每人发给三个月遣散费。并称凡愿转入伪‘中央储备银行’工作者，以原职原薪任用。”
在回忆中，宋廷琛说：“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央行总行在三十年十一月初已拨了五百多万元给沪行，说明此款是准备必要时充作员工遣散费；并规定行员每人发给两万元，工友每人一万元。那时笔者底薪八十元，月领薪津共五百元，两万元合四十个月所得，不可谓少。作为各人安家费用及赴渝报到旅费之用，到了十一月底，央行总行即电令沪行发放；可是沪行主事者颟顸将事，迁延不发。后来日本人查到这笔款项，询知系应发而未发之遣散费，连声说好、好、好！自然如数‘笑纳’了。”
宋回忆说：“那时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发行的伪币以一比二兑换法币，公家所余存的三十多万元总算打个对折发还了。笔者以责任已了，乃摒挡一切，拟赴渝报到。”
宋廷琛说：“这时候祖康兄乃和笔者恳切商谈；他本人因为到沪不久，人地生疏，而笔者家居上海多年，而汪精卫的伪组织中，福州人很不少，与我家多系世交或有戚谊关系；笔者虽是闽南永春人却能操地道的福州话，很容易和他们接近，探取消息，因此坚挽笔者留沪相助。”
宋廷琛说：“当时报国心切，又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觉得能有此直接抗敌工作机会，远比去重庆谋一枝之栖有意义得多，乃毅然应允。不过提出了唯一条件，就是因为自幼过的是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在战时为了国家，任何牺牲在所不计；但胜利后必须准许立即退出组织，还我自由之身。”
至此，宋廷琛就从军统局的“运用人员”而成为一位“体制内”的“地工”。他说：
“经祖康兄呈报核准，乃正式加入上海站，专任对日伪经济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