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42)
听王天木的意思，七七事变是特务处所致，这是不是也有点过于“高抬”戴笠了。不过看王天木后面的叙述，似乎也透露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内幕。
王回忆说：“这个起因，我也有产婆资格的。我在解决西安事变时，为防万福麟不稳，设法挖出窗友赵锡庆，入万军，接任参谋长。”
万福麟的部队是五十三军，五十三军参谋长确实叫赵锡庆，但赵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是万的参谋长了，不知他的任命与王天木有何关系。不过，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万福麟确实没有响应（五十三军是东北军当中唯一没有进入西北的部队，《何梅协定》之后依然留在华北），且软禁了张学良的亲信、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
关于赵锡庆，另外还有一条线索——
1937年7月16日，即卢沟桥事变尚未扩大时，戴笠给特务处保定站“宗周”发去一通电报，指示当前情报搜集的要点，其中提到：“五十三军参谋长赵子余与住居旧县街一百零六号之王公简，均与本处有密切关系，兄可密与联络。”
按：“宗周”应该是特务处保定站站长侯化民的化名。此后保定沦陷，侯随二十九军撤离，被戴笠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枪决。
保定旧称清苑，当年把清苑县衙驻地叫做“旧县街”，是清苑老城的中心地带。“王公简”，前面说过，王抚洲，字公简，原张学良的手下，西安事变后加入特务处。“五十三军参谋长赵子余”即赵锡庆（赵字“子余”）。
在电报中，戴笠强调说：“今后弟（戴自称）与赵王两先生之通电，亦由兄密转，一切务请严密办理为要。”从戴的语气上看，赵锡庆至少是特务处的“直属通讯员”。
以此分析，王天木说的话还是“靠谱”的。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上面引述的两段回忆中，王天木称赵锡庆和吴克仁都是其“窗友”。所谓“窗友”即同学之意——赵锡庆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四期（1922年10月—1923年10月），吴克仁则先后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1916年6月—1918年9月）和日本炮校学习，不知他们与王天木是哪个学校的同学。
查“英雄无名”，陈恭澍曾回忆说：“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学（习）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一般而言——如果说王天木先读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去上东北讲武堂，这种可能不大——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中，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不少，如第二期的鲍文樾；第五期除了吴克仁以外还有董英斌；第六期的何柱国；第八期的王以哲；第九期的刘多荃，但他们没有一个毕业后又去读东北讲武堂的。因这两所军校都属于初级“军事养成”教育，与先穿“黄马褂”再戴“绿帽子”不一样，再上一次纯属多余。
以此看来，王天木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可以肯定的，曾赴日本留学也是肯定的。至于与赵锡庆，因王也是东北人，他们有可能是其他学校，如小学、中学的同学。
王天木继续说：“（西安事变）时局大定，偕赵（锡庆）谒蒋氏，戴笠授之意，策动万福麟，阴联殷汝耕，驱逐宋哲元再杀殷汝耕，而由我赴平主持之。万素谨愿，赵亦不懂特工，事稍泄于宋哲元，会七七事变，宋疑而怨，迟回无决，星星之火，竟而燎原。”
“策动万福麟，阴联殷汝耕，驱逐宋哲元再杀殷汝耕”——这真是一盘“大棋”，虽有些“石破天惊”，但从特工的思路上说完全讲得通；从结果上看，某些事实亦若合符节，但没有任何其他佐证，在此不做过多分析。
王天木接着说：“蓝社促动战祸，安福系有识份子，向我们说，乘日本无意北平政府中，上海之战，尚可地方解决，北平不难恢复政委会之旧观，我遂在平，连电主和，因而左迁，因而斥之游击之数。”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王天木被派为华北忠义救国军负责人，在这里，王的意思是说——因他主张对日讲和，被戴笠贬官，去搞游击队。
下边一段回忆，王天木提到了陈恭澍，他是这样说的：
“陈恭澍同志，尤趋实际，特派果仁夫者，送李思浩来沪，准备谋于孔祥熙，适上海撤军，此一和平专使，又尔不果，以至于国破民伤，蓝社仍怙恶不悛。”
李思浩确实是抗战以后离开北平到上海的，也确实正赶上沪战后期，国军战事不利，只得远避香港。至于他到上海，与陈恭澍有何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在文章中，王天木说：“我在七七前，是一个惯抗乱命的，我已准备避人避地，弃职出国，为戴笠不容，会林之江先生偕与转变，因为我信仰李部长，这是多年前，由于好友赵世瑞，告诉过我，李部长宽仁大度，公忠体国。”
这一段就是天大的笑话了——“李部长”当指李士群，抗战前，李在上海办报，说他是个“芥菜子儿”，都嫌太大，赵世瑞怎么会与王天木谈到他，至于“公忠体国”云云，更不知从何说起！王天木“信仰”他什么地方——只能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吧。
想当年，“笑面阎罗”王天木纵横平津，“黑白道”通吃，进了“七十六号”，居然窝囊到这个地步，可见叛徒难当。陈恭澍评价王天木说：“废掉了全身的武功，再也施展不开了。”十分贴切。
最后，王天木说：“我忠告蓝社旧同志，放下屠刀，速来参加反共和平的工作。”
在王天木这篇文章当中，编者还穿插刊登了许多影印图片，都是戴笠对沪一区的工作指示，包括电报翻译稿、“拟办”及批示等，实际上相当于沪一区的内部文件。观其内容，各方面的都有，显然经过精心挑选，编者且逐件加以注解和“点评”，以揭露“蓝衣社”的罪恶。如：
“一旦滇湎线被敌切断，我后方物价势必益形恐慌，此后物资供应实有赖于沦陷区走私内运以资接济，请兄×负责物色专家商业与走私方面有经验之人员，并设法作走私之准备。至所需布置并活动费用准予报请核发，此事限于电到十日内详复为要。（固重兄弟金水叩扬江渝）”
上文中，“固重兄”的意思是由陈恭澍“亲译”，“金水”是戴笠的化名之一，“江”代表三日，“渝”的意思是本封电报系由重庆发出。
在电报原稿上还写有：“呈核。达八、十一”
“达”是沪一区助理书记桂涤非的化名，不知何故，戴笠三日发出的电报，到十一日才由桂涤非“呈核”给陈恭澍。
对此，陈恭澍的批示为：“已拟复扬文午电，本件存查。霑八、十二”
“文”代表十二日，“午”指午时，“霑”是陈恭澍的化名之一。
对于这份电报，编者点评说：“上电为戴某营私舞弊之又一铁证，滇湎路果被切断，自应谋求补救，仅冀走私偷运，又有何益，不过借此以饱其私囊耳。”
电报之二：
“沪之著名奸伪分子应即查明予以制裁，并可将此事卸责于伪特工方面。务希切实遵办并希将经过情形具复为要。弟纪明叩杨伪××政渝”
上文中，“纪明”是戴笠另一个化名，“伪”当系“微”之误，代表五日。
桂涤非“初拟”的意见是：“拟：通令各队遵照上令设计妥慎办理，并办理情形随时具报为要。达九、六”
陈恭澍批示：“如拟。霑九、七”
对于这份电报，编者点评说：“吾人不否认‘特工’在政治上所产生之巨大作用，但从事特工者，尤其负责主持特工者，只应在工作上讲求技术之巧妙，决不可用卑鄙之法，以卸罪于人，自为者不敢自当，其不能获得同情者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