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33)

文强回忆说：“据蒋志云告知，这座三层楼的西式房子，特别幽静，是戴笠抗战前在上海金屋藏娇的香窝。上海沦陷后凤去楼空，才利用作了军统的‘中央会计室’。郑肇武从来没有暴露过目标，在上海还蹲得住，蒋志云东藏西躲，在沪特区总垮台后，侥幸远逃到香港，在戴笠的眼中，是受到另眼相看的。”

按：蒋回到重庆以后，入复旦大学继续攻读（复旦大学于1938年2月迁重庆北碚）。抗战胜利以后，时任江西省泰和县妇运会副主任委员的蒋志云竞选“国大代表”成功，后嫁给了她的湖南邵阳同乡、军校六期生刘建章。

此时文强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他回忆说：“1941年双十节前后，我在上海租界多次死里逃生；不少亲信干都被日伪所捕，他们慷慨成仁，坚贞不屈，无负我平日亲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为赠的苦心。至今每一回想起英烈千秋的殉国大节不朽，望空遥奠，不禁泪落！”

文还说：“我如果没有安置耳目在万里浪的身边，可想到在租界小天地内是寸步难行的。事实上，我在租界捉迷藏，冒着生命的危险，越来越失去了我应有的活动能力。”

文强回忆说：“我的顶头上司戴笠，颇能料到我出生入死的危险，来电指示并慰勉说：‘吾兄忠诚体国，已报校座嘉奖，盼一日一电报告平安。’我于接到此电后，深受感动，立即亲拟覆电：‘某电谨悉，万一不幸，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这是1941年11月下旬的事，文回忆说：

“此电发出未隔三日，又接急电指示：‘发表吾兄为财政部缉私总署湖南缉私处处长，请指定资深可靠同学一人代行职权，限一周内取道金华或香港来渝报到。……’我于动身前，指定参谋长沈忠毅少将代行我的职务，他是黄捕军校第三期的同学，又是与我同时于五年前到杭州浙江省警官学校充任政治指导员的可靠而资深的高干，估计是一保就准，付托有人了。”

前面说过，沈忠毅也曾在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处当教官，与沈醉曾经是同事。文强接到“策委会”的任务后，曾专赴第三战区，向顾祝同请示行止，离开时带上了早在“浙警”杭训班时期的老同事沈忠毅。

“策委会”在上海成立以后，文强任主任委员，少将衔；沈任参谋长，也是少将衔，因此由沈忠毅接替文强，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很显然，在这个时候，文去沈留，无疑将沈置于危险境地。

事实上，文走后，沈忠毅很快被捕，抗战胜利以后才出狱。文强说：

“经查明，沈虽受尽非刑拷打，在狱中被折磨了五年，却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经受了一次生死关头的考验。”

许多年以后，文强与沈忠毅合写了一篇回忆，标题就是《上海统一委员会及其策反委员会的活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大部分内容，就出自这份资料。

接到戴笠的电令后，文强就开始做撤离上海的准备，经与郑肇武的“中央会计室”商议，决定走海路经香港回内地。文回忆说：

“还得写上一笔的，是当年中央会计室经费支绌，我所需之一笔开支为数甚巨，除了留下一笔准备金给沈忠毅代行者支配外，我尚须带足去渝的旅费。准备金由徐采丞先生垫借了两万元（文强原注：徐采丞是杜月笙先生驻上海的代理人）。我所需的旅费，则由一位好友王艮仲先生的慷慨垫借给我五千元法币作旅费（文强原注：王艮仲先生当年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委员，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按：王艮仲当时是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王将上海分行停业，避免了为日伪所利用。

王艮仲于2013年6月以110岁的高龄辞世，长寿惊人！

文强回忆说：“当我动身时，心情感到非常愉快，以为从此脱离了虎穴，大可到抗日战争的首都去吸吸新鲜空气。我在心头上留下的唯一顾虑，是谨防乘外国轮船登轮时受到日伪的搜捕，如果安全通过了这一关，那才是远走高飞了。我派最亲信的副官李锡年为我订购了荷兰皇后号芝丹沙妮船票，我化装成小商人上了船，汽笛鸣唱离开了上海。回首注望着吴淞口外滚滚浊浪滔天，不禁生故国之悲，恋恋不忍离去，口哼告别诗一首，至今记忆犹新：‘故国兴悲海上天，排空浊浪又年年。此行归去能无感？誓扫胡尘更着鞭。’”

临别，李锡年拿出一份报纸交给文强，并小声说：“此报刊登了大叛徒陈恭澍所写的《蓝衣社内幕》一书，请带到重庆去，书上有您的大名，千万要小心啊！”

文强回忆说：“我心窃喜，这份汉奸报纸无论如何要作为献礼带到重庆去，一动念及此，好像勇气倍增，任何难测的危险都忘记了似的。随手将那份伪报纸插入我胸前的西服口袋中，怡然自得的叮嘱李副官离船归去，为我的行踪保密，连参谋长的面前，也不必告知我行踪详情，只说平安离沪四字就够了。”

从文强的叙述看，此时至晚也晚不过1941年11月底，而陈恭澍的被捕，是在10月底，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蓝衣社内幕》就已经在报纸上连载了。以是观之，陈的落水，真是够痛快，也够彻底，难怪戴笠对陈恭澍深恶痛绝，几番严令对陈予以“制裁”。

出于同样的原因，《蓝衣社内幕》成为陈恭澍“心中永远的痛”，一辈子都说不清楚。更重要的是，毛人凤死后，被扫地出门的陈恭澍“重归门墙”，惟其如此，他就更得把这件事情“摘”得干净一点，否则的话做人太难了。

——我们再一次回到陈恭澍的所谓1941年10月30日。

据陈回忆，钱新民将他指认出来以后，万里浪将齐庆斌也提到“高洋房”，并对陈、齐二人说：

“请你们二位暂时到后面休息一下，李先生可能会搭夜车赶回来。当然也瞒不了你们，一切的事完全由他来决定。而我呢，只要对你们能帮得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李先生”当指李士群，此时他以汪伪政权“警政部”部长兼任“江苏省”省长，“驻所”在苏州。

接着，万将陈、齐二人送到“高洋房”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关押起来，并给他们派了一个叫做祁根发的年轻人作为“听差”。

更多的细节不再引述了，我们看一下陈说到的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中午过后，祁根发送了一些吃喝来。肚子虽饿，却又吞食不下，反到觉得白开水比往常好喝的多。祁根发有耐性的守在一旁，过了一会儿，看我们还不吃，他发话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吃不下，前面那些人想吃还吃不到哩。’他这句话真是刺痛了我的心，那不都是我们的同志吗？”

接着陈又说：“下半晌，万里浪来了，说了两句无关痛痒闲扯淡的话，我听不进去。他却把老齐一个人带出去了。这是干什么？不由得犯了嘀咕！”

“老齐”出去究竟做了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值得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