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28)

1941年8月底、9月初的几天，唐纵和沈醉在日记中，不约而同地记载了一件大事。

8月27日，唐纵说：“华盛顿近正由赫尔与野村进行中日战争之谈判。中国的问题在华盛顿谈判，这是我们的耻辱与危险的事。

唐所说的，即从1941年3月8日开始的“野村（野村吉三郎，系新任日本驻美国大使）—赫尔（时任美国国务卿）会谈”，其实这个谈判的焦点主要是美日关系，具体地说，是美国希望阻止日军的“南进”，避免双方在太平洋的直接冲突。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已经被日本占领半壁江山的中国，因此每传出一点消息，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是担心美国会牺牲中国的利益；二是希望美国尽早摆脱目前这种置身事外的局面。

对此，在9月2日的日记中，沈醉说：“美日谈判已闹得满城风雨了！不，是全球风雨！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注视着它的发展，国人更担心美国也许会牺牲中国。”

在9月3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唐纵说：

“美日苟谈判失败，美国将以战争以外之手段攻击日本，此种手段即经济武器。故罗斯福组织国防经济委员会，而以副总统华莱士、国务卿赫尔、财长摩根索、海长诺克斯、陆长史汀生等七人为委员，而执行经济作战之计划。脆弱之日本，实不堪此种经济压力，必将铤而走险，实行作战。自罗邱会谈后，英美对日作战似已有了决心。”

此时，回到重庆才半年多的沈醉已经在稽查处干得“忍无可忍”了，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说：

“到稽查处仅仅三个月，我学会了许多乖，人事上的牵制，工作上的顾虑，意志上的不自由，一切都予我以种种不同的教训。我的个性将由此变成圆滑不敢多负责任，胆小，这对明哲保身的方面讲是收获，但对团体立场上看来也许是极大的损失呵！”

沈还说：“整天阴雨连绵，什么事动都不想动。一个年轻人变到这样，这是什么道理？‘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故人’，请不要忘却这话！”

此时，正值财政部缉私处成立不久，军统的“广西王”杨继荣回到重庆接洽成立广西省缉私分处的事，沈醉觉得这是个机会，在9月4日的日记中，他说：

“继荣先生飞渝接洽桂缉私处成立事，余离心又动。”

9月5日，沈醉到局本部去私下活动此事，为此，中午还请了他在临澧的几个学生（此时都在军统局人事科工作）吃饭。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

“局本部迁乡后到今天才第一次前往，许多问题都待解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首先当然为自己调动工作事与人事科及毛先生谈谈，他们都很同意，我希望很快的在老板处通过，早日调到我愿意去的地方。中饭时邀沧洲、贤普、子良诸人往午点。”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记载说：“晚上代表处长赴漱庐参加会议时遇杨先生，彼极盼余前往。可是在其谈话中对余并不如何重视。近来心理上的矛盾，静静的坐下来后，自己都非常的好笑。去！？有什么比这适宜的工作？留！？家又怎么办？”

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去？留？在脑海中翻来覆去的考虑了不知多少次，最后仍只有归根于命运来主宰。朋友们会看相的，都说我气色变好了！想去看看杨先生，但知道他太忙。同时自己老是去盲目的活动，也不见得是对的，所以又打消了去意。”

在9月8日的日记中，沈醉说：“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每次都会有惊人的报告的，他以痛切的指示出一班机关的官僚化与工作人员的没有责任心。他大声疾呼，恳切劝导，但能够收到多少效果呢？”

当天，戴笠与唐纵进行了一次长谈，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与雨农畅谈二小时余，论时局主张政治革命。雨农问我所见，我以所见对改进人事，必须改造环境，环境如旧，则人事无由进步。改造环境，民权制度，甚为重要。雨谓我们无权，不必谈民主。他认为过去革命之失败，在于组织训练之失败。但是未言过去组织训练，何以失败。实则过去组织训练之所以失败，原由于未能打破人事关系改造恶劣坏境之故也。”

在9月10日的日记中，沈醉说：“晚餐前闻忠五电告继荣先生有邀赴桂林意，闲即与万里、一心等谈及余在处之困难情形，且坦白表示愿随杨先生去桂。虽明知不致升官，可是可借此变换一适宜于个性之环境。正谈着时，处长跑来，余即向其请求，彼连连摇头，并发表一篇爱护余之大道理来，我绝不因此而能稳定下来。”

在9月14日的日记中，沈醉说：“在昨日吃晚饭的吋候，茂如曾公开的向处长明白说出了每个同志内心所要说而不便说的话：‘每个同志都希望调离稽查处，不过我是听天由命而不愿自去活动罢了！’这句话在处长心中是多少要起一些意外的波折的。”

按：“茂如”指萧茂如，时任稽查处第三科科长。

当天，沈醉听到了一些人事调整的“风声”，稽查处副处长何龙庆似乎要被调走。在日记中，沈说：

“最近综合各方情形看来，在两个月或一个月内处中恐会有如下之变动，姑志以观。副处长调走后呼声最髙的当然是万里。以余与万里并论，处长当然留万里，而去余则为不成问题。”

沈还感慨说；“世上除去利害恐怕只有父母子女之间，其余都在套上一具假面具，彼此相对大唱其爱护与拥戴的髙调。”

就在第二天，何龙庆还真调走了，而且是个“肥缺”——四川省缉私分处处长——事实上，何原本就是川康绥署稽查处（驻成都）处长，到重庆稽查处当副处长，系降职使用，有“惩戒”的意思，这次给个好位置，不过“补偿”而已！

同时稽查处又增加了一位副督察长左明，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

“论资历左明同志应在我之上，而我却反居在正的位置上，这不能不感激上级待我之厚。又是一位湖南人，并且又是一位六期的老大哥！”

左明，生于1907年，湖南宝庆人，军校六期毕业。

在沈醉的一篇回忆中，他曾说：“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指重庆稽查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

沈举例说：“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漏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

另外还有两个人，沈醉说：“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揆章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