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14)

成立大会由徐亮主持，徐宣布“人动会”的宗旨是“联合全国帮会，抗战建国”，要求大家“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总裁”等。徐还说：“戴先生是代表总裁领导大家的。”

唐绍武回忆说：“接着（徐亮）宣布了组织章程：委员会内部设书记、常务委员，委员及办事人员。并设办事处。由书记负责主持一切会务，设指导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聘各帮会骨干分子参加工作，委员会采取秘密组织方式，不挂牌子，不用委员会名义公开对外活动，而用各帮会名义进行活动。”

唐绍武说：“常务委员数人，有徐亮、张树声、杜月笙、杨虎、杨庆山等。委员有田得胜、冯什竹、韦作民、唐绍武、石孝先、程壮、蒋相臣等人。指导委员、设计委员则更多。”

“人动会”的第一任书记，由云阳袍哥、军统干部蒲凤鸣担任（蒲死后金玉坡继任），徐亮则以“人动会”主任秘书身份在幕后指挥。

“人动会”下设的设计委员会是个专门容纳“闲人”的地方，主任委员，戴笠找了个老资格、北洋时期的中将顾震，他下面还有个“总干事”，就是刚刚被免职的赵世瑞。

“人动会”的成立，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地处上海租界的《中美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时评，唱赞歌说：

“这次重庆方面的帮会团体，为着时代需要，由秘密而公开，而联合组织‘国力会’（即人民动员委员会）犹如潜沉在地下的火力，随吋代而爆发、奋斗、牺牲，不顾一切地与环境挣扎前进，如此，久潜伏于社会的‘秘密团体阵线’，竟在这大时代里，展开阵容了。”

事实上，对于帮会组织而言，“人动会”及其后身“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充其量是起到了一定的“羁縻”作用，其他的还真谈不上，与戴笠最初的设计相去甚远，这当中原因很复杂，以后有机会再说。

——赵世瑞离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以后，继任处长的，就是在淞沪抗战中一炮而红的陶一珊。军统干部李甲孚说：

“第五支队全队及一、二两支队各一部、在支队长陶一珊指挥下，使尽全力去协助国军，以固守上海的南市，并担任南市至徐家汇的守备，最后达成掩护国军主力转移阵地的任务，官兵们后来都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起来，继续做刺探日军情报的工作。陶一珊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色，因而受到戴的赏识与重用。”

沪战之后，陶一珊被戴笠派到刚刚成立的临澧特训班当学生队总队长，并一度代替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做了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当时沈醉在临训班当教官，他回忆说：

“（临训班）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澧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沈醉还说：”戴笠本人虽不在班内，而班里的一切情况却是了如指掌，不用说教职员和学生思想上的问题，甚至每个重要干部的私生活他都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到班内视察时，连总队长陶一珊经常在晚饭后与几个人打牌，陶总爱说‘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这样一句话，都能一字不错地指出来，毋怪大家不得不随时相互警惕了。”

1938年底，临训班第一期学员毕业，第二期学员迁往湖南黔阳受训，训练班副主任换上了吴玉良，余乐醒被派到河内协助陈恭澍，陶一珊则去重庆给赵世瑞当副手，并于1940年夏升任处长，挂上了少将领章。

在沈醉拿到“派令”的当天，他就去拜见了陶一珊。在日记中，沈说陶“亦极盼余早去”。

其实沈醉与陶一珊非常熟悉，沈是1932年加入上海区的，在区长余乐醒手下当交通员，其时，陶是上海区的“运用人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忽忽十年，如今陶一珊居然成为自己的上司，不知沈醉作何感想。

1941年5月26日，沈醉到稽查处上任，在日记中，他说：“晚餐由全处同志公宴，到百余人。在副处长很客气的介绍辞中与余简单的答辞下，余已正式接任这幕僚长工作矣。”

按：“副处长”指稽查处副处长何龙庆。

沈醉说：“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庞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沈醉说：“（稽查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稽查处的权力极大，几乎无所不管，易啸夫说：“稽查处挂了重庆卫戍总部的牌子，凡是军、警、宪能管的事，它都要管。但它实际是军统局控制的公开单位，因此，就是军、警、宪不能管的事，它也要管。”

因此稽查处非常忙，沈醉说：“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上任的当天，军统局直属的特务第五团就出了一件大事，沈醉记载说：

“因特务队于昨午夜竟被人偷去木壳枪达二十支、子丨弹丨三千余发，这么大胆的贼确是生平少见。到任就是一炮，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了的麻烦。白天忙了半天，到睡前人凤先生来电，嘱漏夜赶办，直到深夜两时后，仍无结果而归。”

5月27日晚，刚要睡觉，又出事了，沈醉说：

“将睡，又接二分局电话谓，有特务团兵夫将该分局警士凶殴重伤，乞援，余立即率员亲自出动。幸余等立去后即弥平，不然夹在中间给人家打总不是路道呵！

在5月28日的日记中，沈醉发表感慨说：“稽查处组织是相当庞大，可是并不健全，尤以余尚须批阅普通文卷，殊有失本职之处。坐在家中看文章，请问又怎会知道外间的一切呢？督与察从何着手？”

在5月31日的日记中，沈醉又说：“五月最后的一天，像癞蛤蟆躲端午一样，整日我未离开稽查处一步。陶处长要我来是因为知道我能切实负责，当然我不能使人家对我失望。可是这轻重两难的幕僚工作对我颇不相宜，与其说是尽责则无宁说是不得已。”

许多年以后，在回忆起这一时期的工作时，沈醉说：“（我）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十三个县去视察所有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同时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