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10)
戴笠总结说：“平心而论，我们虽有不少的缺点，但除了缺点也就是我们的优点：没有优点不会到今天。唯其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还能跟同在领袖领导之下的若干部门相比而无逊色；而人家才会说我们的力量大得无比！我们有此种信誉，此种信任，如果再以九年来我们已有的雏型做根基，本着‘宁静忍耐伟大坚强’之精祌，‘不妥协，不敷衍，不自欺，不欺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相信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一定可以战胜一切；一定可以卫护领袖，打倒日本军阀，复兴中华民族，实行××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使国家得救，自己得救！”
最后，戴笠说：“希望全体同志共同把握这个大时代，自强不息，群策群力，以使革命事业底于成功之境。”
结束了这次近两个小时的讲话，戴笠自感十分得意，心血来潮，要求“台下推出一位代表上来讲几句话”，意思大概是给自己“抬抬轿子”。
一般来说，如果戴笠在场的话，是轮不到他人“置喙”的，何况是“四一”大会这样一年一度的严肃场合，因此大家推推让让，谁也不愿上台“献丑”。
最终“推举”出来发言的，是刚刚从恩施回到重庆的刘培初。
前面说过，1940年冬，刘培初被军令部派任驻第六战区的少将高参，此次有事回重庆公干，正好来出席“四一”大会。他回忆说：
“民国三十年，‘四一’九周年大会之晨，我因从六战区来到重庆，戴先生要我到曾家岩公馆去早餐，藉以一谈，饭后同载到局本部参加四一大会，我来得晚，便坐在会场的最后。戴先生上台致词了一个半小时，他一时兴致大发。要台下推出一位代表上来讲几句话：这种作法，在局本部是没有前例的。没想到台下一致推我上台。”
刘回忆说：“我因他训话后又找人上台去讲，从无先例，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此准备，一再不肯上台，台下掌声雷动，且有多人出来推挽。”
这时戴笠鼓励说：“培初，你是九年的老干部，又为什么不能上台说几句呢？”
刘回忆说：“这时我在形势上已不能再推，只好硬着头皮上台。”
刘培初开口说：“我们的工作光辉，照耀了很多地方。”
这个开头很有水平，有点像王熙凤的“一夜北风紧”，不但开门见山，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
——不过，刘培初后边的“山”，听着可不大对头：
“好的方面，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儿无容（毋庸）再说，为了今后工作上计。我喊出四个口号：国策化，党团化，行动化，职业化。”
如前所述，刘培初是个“政治动物”，喜欢思考问题，因此即便没有丝毫准备，也是张嘴就来，一下抛出四个“化”来：
一是国策化：“我认为在国策上当前有三个大敌，即敌伪汉奸与×××，及我们政治不进步的阴影。回头我们不妨自己检讨一下。我们对这三大敌人，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对倭寇汉奸，我们是派些行动人员去杀害破坏了些不甚重要的人员与物资，在大局上起不了重大作用。对×××，虽已派了些人打入×××及×游击区内，却尚未发生重大效果。对政治腐败方面，我们只能做些情报，并没有以行动随之，而政治之腐败堕落如故。是我们在国策化这一原则之下，尽到的力量是不够的。”
二是党团化：“我们的工作日益庞大，戴先生常说，我们将成为一庞大无用之物，因为我们的庞大，包容了多数的职业人员，不够成为一政治思想的组织产物，如用党团式去吸引社会真才，发展我们的组织，则吸进的都是思想成份，且各有工作岗位，不必由我们负担，只须我们去勤加领导的，那不较现实美好得多吗？”
三是职业化：“今后吸引同志的方针，应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机关、党派之内，与各个社会里层——如旅馆、舞场、报馆、茶役，等一切职业内去找人，这种人，才能在一切会议、计划、工作之内，了解一切情况，已往雇用的职业性特工人员，多在各项工作之外，要了解各个工作的机密内情是甚难的。”
四是行动化：“我们要在一切国策政策之内，争取行动之权。特别是政治本身上，我们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身手，只怪敌人在如何的进展是无用的。只有把一切政治上的腐蚀堕落现象，完全廓清，才能在政治上产生顽廉懦立之效，才是战胜×匪的正确之途。”
以上刘培初所说的：“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在大局上起不了重大作用”、“我们只能做些情报”、“尽到的力量是不够的”、“将成为一庞大无用之物”、“要了解各个工作的机密内情是甚难的”、“我们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身手”，等等，已经把“团体”的工作否定到了家，且把戴笠上、下午两番长篇“吹牛”的效果完全抵销，戴在台上听得七窍生烟，又不便发作。
这还不算，在发言的最后，刘培初还补充说：
“我要求并呼吁我们的工作，能迅速作如此之改进，如不掌握这些大端，我相信再办多少个训练班训练人才，再日不眠夜不休，督促工作，再讲破口说破嘴以求事功，可能都是徒然的。”
对于这次发言，刘培初十分得意，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说：
“我说完下台，赢得台下一片掌声，这是我在本局会议中最‘出风头’的一次，在台湾听到我当时讲这段话的人还多着的，是一段事实，不是自吹自擂或杜撰的。”
然而，刘培初虽然出了“风头”，戴笠却给搞得“几乎下不了台”。据刘回忆，次日，戴见到他，即问：
“培初，那些话为什么不单独告诉我，而要在会场提出来？”
对此，刘回答说：“我知道你有此雅量而又无话可说，才提出来的。”
刘回忆说，戴听了，“一笑置之”。
当晚，是“四一”庆典的最后一个例行节目——同乐晚会。在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接着是晚间游艺会，老板特把一些从沦陷区归来的同志，加上‘忠勇’两字的光荣头衔站在台上，一位位的介绍。这么一来谁又不在梦想去做一件艰险的工作呵！”
沈还说：“晚间举行的游艺节目太多，算算要天亮还不能完。十点钟刚敲过我便溜之大吉。”
第一天的九周年庆典之后，是军统局每年的“工作会”。作为侍六组组长，唐纵参加了全部会议，在4月5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今日参加调查统计局工作会议，有一位晋南代表报告他此次经过敌人封锁线情形，有钱可以买通敌人的放行，与我们民众之援助，可感可泣之事。其后讨论提案，大部分都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公费与请求人事权。但此正与当局之意见要求相反。下午雨农带病出席，予各地代表以相反之答复，台下之情绪，大为消沉。”
在4月6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下午调统局会议闭幕，雨农训话当中，吐露了他的真情。他说做事第一要分析环境，第二要明瞭他人，第三要了解自己。不明瞭环境，无进展可言，他一再说要把握今日，不能维持现状，便不能推进将来。”
在日记中，唐还感慨说：“所以没有事功基础的人，可以横冲直撞。有了基础，到了若干地位，便不想抛弃原有的地位，明知道有病，却也不能不维护。虽然是一条危险的路，也只得将就，求其能够勉强度过。”
——军统的全盛时期，是在1942年、1943年左右，换句话说，在1941年的当时，戴笠和他的“团体”，已经接近于顶峰了；盛极而衰，到了顶点，离走下坡路也就不远了，所以唐纵说“是一条危险的路”。
以后的历史证明，唐纵的预感来得很早，也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