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8)
4月1日下午,继续开会,在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一班人不能完全满意旳是领袖没有来。贺耀祖先生的湖南话更使一班人不能十分了解。”
当天的大会,增加了一个“献剑礼”的议程,即由郑介民代表军统局全体“同志”,向戴笠敬献了一柄宝剑,以示敬意。为表答谢,戴笠再一次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
下午演讲的主题是“团体即是革命家庭”,在开场白中,在戴笠首先对“献剑礼”表示感谢:
“今天是我们的工作九周年纪念日。刚才蒙全体同志以宝剑相赠,本人至不敢当!但有一点,古人用剑有‘上马杀贼下马擒王’的意思,而当前革命环境所急需要的,也就是‘杀贼’,杀贼尤其需要‘擒王’。本着这个意义,本人站在工作负责人的立场,毅然代表我全体同志来接受,表示与我全体同志共同勉励,共同努力。”
戴笠说:“个人在公谊私情下感激惭愧之余,今天要把我们工作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前途,向到会的兄弟姊妹们作一报告。”
在回顾“团体”历史之前,戴笠首先给自己长期以来的副手郑介民戴了一顶“高帽”,戴说:
“我们的工作开始于民国二十一年,这是各位都知道的。但如何会有今天?首先便不能不感激刚才代表全体同志献剑的郑介民同志。介民同志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起到现在,始终是爱护帮助,九年来如一日,真是难能可贵!我常常对许多爱护我们工作的朋友说,我们的工作要不是介民同志帮忙,一定没有今天。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从本党革命的历史,从中国政治的现状,深深体念出未的。”
说到这里,戴笠强调指出:“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九年历史的造成是容易的事;而应当加倍的爱惜,珍重与继续努力。”
在谈到特务处的成立时,戴笠说: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逞其凶焰,占我东北,领袖这时深深觉得我们革命的**有渐趋没落的危险,非加强新的力量不可,于是便有民族复兴运动的产生。我们就是这个运动当中的一部门;亦即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务处。最初负责的并不是我,我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工作同志而已!”
戴笠回忆说:“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在杭州忽然接到领袖的电报,要我马上回京,二十六日晚上领袖在中山陵园召见,说团体特务处要我负责,征求我的意见。因为领袖对民族复兴运动所抱的希望很大,所以对后进同志的期望也就很切。我当时报告领袖,说这件事我不能做,因为团体里的人都是我的老大哥,以我这样的后辈来负责这样大的责任,决计做不好。领袖考虑了一下,最后说:‘还是你做好!只要有决心就行,其他不必顾虑!’”
戴笠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能再辞,只有说:‘是的!报告校长,你是我的校长,我是你的学生,你是我的领柚,我是你的部下,一个革命团体的细胞,当然是绝对听命组织,听命领袖;既然校长命令我做,我只有尽自己的能力来做!’”
戴笠说:“领袖叫我找帮手,我便选择了两位同志:一位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郑介民同志,一位是××同志,×同志今天没有到会。当时我的决心是这样的,一只手接受命令,一只手提着头颅。就是说做得好给敌人杀,做不好给领袖杀!各位!什么叫‘光荣历史’?什么叫‘清白家风’?这就是我们的起源和开端!”
按:戴笠所说的“××同志”当指邱开基,此时邱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团体”。
以上就是戴笠所说的“团体”的起源,这段历史,由他讲出来,恐怕是最权威的了。
接着,戴笠开始讲“团体的精神”:
“记得我们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以前,只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半人;就是贾××和毛××。又当年贾同志跟我当勤务,有一次,同我住在一块的某师长对贾××说:‘戴这个人脾气这样坏,你为何不走?跟他这样的人做什么?’各位想想,贾同志怎么回答这位师长?贾同志说:‘戴先生的脾气虽然不大好,时常骂人,但他的心很好!’结果还是矢志不二。”
按:“贾××”是戴笠的副官贾金南;“毛××”有可能是戴笠的内弟毛宗亮;“某师长”则肯定是戴笠的好友胡宗南。
讲到这里,戴笠说:“不过,贾同志跟我可吃亏了啦!因为人家的勤务兵今天多有飞黄腾达,大吃大喝,乘小汽车兜风;而我们的贾同志到今天还不过是××科一个科员,走起路来没有人家威风,外面人的最多不过叫他一声贾副官。但是,同志们!这一种苦干苦守的精神,实在可为全体同志的模范,值得我们的敬佩!而且这种精神,的的确确是本局特有的光荣!”
由此引申,戴笠接下来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各位要知道,我们这个团体决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搭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国人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谁——不论是日本人、汪精卫、×××——都没有办法来破坏我们!”
按:戴笠所说的“格伯乌”后通称“格别乌”、即苏联“克格勃”;“吉士搭坡”后通称“盖世太保”。
以上戴笠所说的“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是特务处成立以后,一直追求的“掌握团体、运用组织”的出发点,到此次“四一大会”归纳成这样的四句话,成为军统局最核心的理念之一。
接着,戴笠再一次鼓吹他的“无名英雄”论:
“回忆民国十六年七、八月的时候,我是在×××部底下做事情,但究竟做的什么事?没有几个人知道!有没有名义?没有!有没有薪饷?也没有!当时如果有人到×××部去会我,就怕连名字都找不到!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重要的是做事,而不是求名。‘榜上有名’不一定是好事:反之,‘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正宜引以为戒!我们要做无名英雄,无名英雄有无名英雄的眼光,无名共雄有无名英雄的志气!”
戴笠说:“领袖当时为什么叫我负特务处这个责任呢?就是因为我从民国十六年任事以来,没有名义也干,没有钱也干,绝没有在外面招摇。这里我可以附带告诉大家同志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我做军事调查工作,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胡总司令宗南先生一向和我要好。可是站在公的立场,你好我还是报你好,你坏我还是报你坏。这种态度,信守至今,丝毫未变。”
戴笠强调说:“自从追随领袖以来,我自己所可自信的,就是不招摇,不偷懒,不自欺,不欺人。到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许多人却对我们艳羡不罝呢!实在说来,我们并没有旁的法宝;有之,亦即是上面这几句话!过去所凭借的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