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7)

1941年4月1日，唐纵陪同侍一处主任贺耀祖出席军统成立九周年大会，这是唐第二次出席“四一”大会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上午与贺主任参加调统局九周年纪念死难烈士公祭。贺主任代表委座致祭，雨农自己读着祭文，声泪俱下。堂前遗孤，泣声呜咽而作。我送挽联一幅，联云：志决身歼，入虎穴而取虎子。前仆后继，有成仁必致成功。”

“四一”的议程是相对固定的，每年大会的第一天上午都是“公祭”仪式，祭奠“团体”自成立以来的所有“死难烈士”。在沈醉和唐纵的回忆中，都谈到戴笠的痛哭，足见给人印象之深刻。

在“对面”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全文刊载了戴笠的一部分“讲词”，其中就包括1941年“四一”大会的两篇讲演。在这两次讲话中，戴笠回顾了从特务处到军统局的历史，并集中阐述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些军统局的核心“理念”，十分重要；同时，因这类讲话稿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情况，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值得详细引述一下。

当天上午，戴笠在公祭后发表了“精神”讲话，标题是“后死者的责任”。

在讲话的开头，戴笠说：“今天是我们的工作九周年纪念日，刚才我们举行公祭死难先烈。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五千年的历史，不会灭亡，全靠每当民族生死存亡绝续之交，有一般忠臣义士，在风雨飘摇艰苦危险的当中，毅然肩负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由于这一班忠义之士的慷慨奋发，正气磅礴，志行壮烈；所以卒能把危难挽救过来，奠定国家不亡的基础，创建民族复兴的伟业。”

戴笠说：“中华民族到现阶段，可说是遭逢空前大劫。日本帝国主义挟其暴力，全面进犯，而我们竟能抗战到今天，犹为屹立不摇；当然是由于千千万万忠义之士的前仆后继，做了一个中国人，对于他的责任他的义务一点不放松，万难不辞，至死不变。抗战以来，我们伤亡虽然在五百万以上，物质的损失也不可数计；但国际地位益形提髙，民族生命愈见光大，不能不说就是这一班人牺牲奋斗得来的代价！”

戴笠说：“今天到会的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比去年多，而我们工作同志的总数，截至令天为止，也比去年多得多。革命的环境是这样的险恶，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够在战时首都举行这样盛大的纪念会，大家济济一堂？这是谁的力量？我们只有归功于已经死难的同志，归功于他们创造的可歌可泣的光荣史迹！”

戴笠说：“去年举行八周年纪念时，我曾经报告，我们八年来死难的同志的总数是×百××位。但是从去年‘四一’到今天，我们死难的同志却有×百×十位之多。一年当中有这样大的数目，环境的艰难，斗争的剧烈，由此可想而知！一年来我们同志也有一个大量的增加，增加率差不多占总数四分之一，而过去八年来同志的总数仅占四分之三。至于检讨我们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无论就纵的方面看，横的方面看，有很多值得纪述可歌可泣的地方，尤其是流血牺牲的同志，更值得我们的景仰。由于他们的流血，造成光荣的历史，使得全体同志今天都能分享光荣。因此我们今天首先要纪念的，是我们死难流血的同志！”

接着，戴笠开始阐述“无名英雄的精神”：

“同志们！请看我手里所抱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历年死难同志的照片册！各位想想，什么叫无名英雄？无名英雄……”

在《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此处加了一个注解:“戴先生至此大恸，会场同志泣不可仰。”

戴笠接着说：“……就连死了相片都不能挂出来！由此我们可见特种工作人员的人格道德怎么样！特种工作人员的行动结果怎么样！特种工作人员的事实表现怎么样！特种工作人员的历史遗传怎么样？这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工作的产生，到民国三十年的今天，我们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不会灭绝的保证！”

戴笠说：“我们今天在此地举行隆重的祭典，不是洒几滴眼泪就算尽了纪念的能事，我们一定要踏着先烈的血路前进，才不辜负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领袖牺牲的赤诚；我们要继承他们革命的精神，完成他们未竟的志愿，来安慰他们在天之灵！”

戴笠说：“今天我们在局本部领生活费的有×万×千同志，连外勤运用的不下×万人，我要郑重的宣布：我们同志的子弟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我们同志的儿女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女；尤其是死难同志——无论是殉难殉职殉法——的子女，我们更要特别的予以爱护、培育。”

讲到这里，戴笠特别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因违纪被处决的干部（即所谓“殉法”）也在“同志”之列：

“我们极少数同志虽因违纪被处极刑，但这种制裁实在是消极的、不得已的！就积极的意义来说，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来维持团体纪律的神圣、尊严，还不失为我们的好同志！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家庭，是一样的看待；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子女，也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要替他们负责。”

接着，戴笠开始讲：“后死者的责任”：

“一个人只有拿历史来证明他的是非功罪；我们死难的同志可以俯仰无愧了。但他们死后却更加重我们后死者的责任。在团体方面说，对维护党国保卫领袖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使命，我们要勇于承担；在同志方面讲，对他们的家庭，我们要尽到扶养的义务。”

“今后无论本局经济如何困难，对死难同志家庭的接济一定竭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不过抗战到今天，物资发生困难，我们不能拿各国优待特工的条例来相提并论。至于我们大家同志，也应该节衣缩食，来尽到我们手足袍泽的情谊与后死者的责任。因此，我们今天有一个献金，得来的钱，即以救助死难同志家属。”

民国时期，将“募捐”称为“献金”，戴笠说：

“今天国家财政困难，我们应体念领袖的苦心，许多事情只有拿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求得解决。但这并不是说，局本部穷到这步田地，经济全无办法，对死难同志眷属的接济都要仰给于同志的献金来维持；而是表示我们对死难同志家庭的关切。同时，团体也可籍此观察同志对于大会的认识，测验同志有没有利他牺牲的决心；因为革命原来就是利他的，特种工作人员原来就是牺牲自己来救国救民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提出来报告的。”

讲到这里，戴笠表扬说：“今天公祭情形，比平时纪念周还还要好，队伍行列，秩序井然，立正稍息，迅速一致，此种精神团结，实为任何集团所不及。能够做到这样，足见大冢的对革命有认识，对工作有信心，不愧为特种工作人员，定能完成任务。这并不是我们夸大，也不是对外宣传，而是一种诚挚的内心表现。”

最后，戴笠说：“革命者不唱高调，革命者只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如我上面所讲得这一篇话，不光是说说就完事，而是要求大家同志在生活方面来实践。在工作方面来贯彻，一举一动都合乎革命的要求，这样才不失纪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