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3)

唐纵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蒋介石就注意到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在10月22日的日记中，唐纵说：

“委座召见，问我工作情形，看何书，最后特别提出我的意见书已经看到了，表示对我的报告注意，我很荣誉的退出来。”

在1939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今天委座召见，问我有何心得？我答以做事为人，颇为留心。又问对于职务，有无兴趣？我不好说没有兴趣，迟疑了一番，然后答曰，我对于职务，总是尽力做去。我本准备有几点意见陈述，旋又中止。”

蒋介石的话，当然不会是随便问的——

1月24日，蒋介石发出一道“手令”：“一、二两处情报，着合并整理。”

在这里需要简要介绍一下侍从室和其第一、第二两个处，以及两处在情报处理上的“作业”方式。

侍从室这个机构，其实早在南昌行营时期就存在，不过那个时候更类似于一个临时性质的“办事班子”。抗战后加入侍从室的张令澳回忆说：

“那时候，蒋介石为对付***武装和其他地方势力，时而南京，时而南昌，时而川黔，到处奔走，十分忙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需要有一批能随他奔忙的参谋、秘书和译电人员，及时为他处理各类函件公文。这样，侍从室便应运而生了。”

那时，侍从室的负责人是晏道刚，一度红得发紫，后晏被派到“西北剿总”去给张学良当参谋长，由钱大钧接替了其职务。在西安事变中，二人都倒了大霉，钱在出事当晚挨了一枪、但好在还能复起；晏则从此一蹶不振。

张令澳说：“到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地位已趋巩固，权力更加膨胀，于是，在改组后的军委会颁布的‘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设立‘由委员长直辖的侍从室’。”

这样，侍从室就成了于法有依的正式机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其任务是：“在委员长驻留时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在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以资佐助。”

张令澳说：“直到这时，侍从室的组织机构方才有了根据，内部人事也日臻完备。”

对于侍从室，张令澳将其形容为“全能幕僚机构”：

“说它全能，是因为蒋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会委员长三职于一身，那么，战时一切重要事项的决策、审定，自然都要经侍从室这一关，进行筛选或提供意见，也正因为这样，侍从室成了超越军委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

最初，侍从室下设两个处，一共五个组（侍三处是1940年才成立的）。张令澳说：

“第一处以处理军事方面的业务为主；下分三个组：第一组也可称作总务组，它负责办理侍从室（包括官邸）的机关事务、交通工具使用、后勤供应、接待宾客等工作，这个组织传统上一直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历任的几位第一处主任都不具体过问其内部事务。第二组系军事参谋组，汇集了不少对军事问题有研究、有造诣的军亊参谋人才，军委会各部及各战区呈报蒋介石的报告、请示、函电等文件，都归该组办理。第三组是警卫组，它虽隶属于第一处，而实际上是侍卫长直接指挥的一个组。”

根据张的介绍，侍一处下面的三个组，倒有两个组是侍一处主任管不着的，但事实上，恰好是归他管的第二组，最为重要，唐纵初进侍从室，就在这个组工作。当时，第二组组长是於达，侍一处主任，原本是林蔚，此时林刚刚被派到桂林行营当副主任兼参谋长（辅佐白崇禧），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代。

侍从室第二处，最初是专门给陈布雷的一个名义，主要处理“党务、政务、外交、情报等业务”，下边有两个组，张令澳说：

“第四组是该处最重要的一个组，举凡中央党部、行政院的各项呈件以及蒋的手谕都归四组办理。第五组则专掌蒋的言行记录和汇编整理蒋历年的讲话、文告等，它的意义在于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

事实上，第五组原本是一个人才库，张令澳说：“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侍从室扩大了组织，蒋介石有—个设想，打算网罗一批有才学、有政治见识的少壮知识分子，委以秘书名义，为他研究各类问题，供他在施政上参考，因此设立第五组，作为储备人才的场所，在需要时派出去服务。”

由此可见，侍从室的两处五组，核心是第二组和第四组。同时，因两个组都有情报分析的职能，蒋介石强调，要一、二两处对情报的处理进行统筹（“着合并整理”）。

对于这种“作业”方式的调整，唐纵认为很正常，也非常合理，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还评价说：“此事早应办理，何待委座手令！”

很快，唐纵就发现，蒋的“手令”，并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而且，似乎与下一步对自己的任用有关，在1939年2月8日的日记中，唐纵有这样一段记载：

“侍从室要成立一组专办情报整理工作，本来是委座的手令，於组长作了一个签呈，委座批下来以后，才知道是他与我两人的名字呈的。假使我签呈的话，决不会写这样一个意见，因而我立刻写了一个整理情报的办法。”

——专门成立一个组处理情报业务，当然有其背景、也有其目的。张令澳回忆说：

“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一向重视情报工作，发展特务组织，1938年在武汉，除了划分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外，又成立××××青年团以对付青年的左倾思想危机，并设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专搞对日情报，任命‘日本通hong王芃生为所长；又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吴石，以桂林行营参谋处长名义，专设‘吴石研究室’，为蒋研究日本军事、政治、经济动态，供他作为战略决策的参考；命令他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在控制国内电讯密码的基础上，设立军亊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延揽专门人才，破译日本、汪伪、中共的密电码；此外，还有向来是参谋本部性质的军令部第二厅系统的大量军事情报以及驻外各国使馆武官处发回来的重要国际情报等等，均在搜集研究之列。”

张令澳说：“新旧机构繁多，系统各别，情报来源不一，需要在他（指蒋介石）身边有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为他办事。”

对此，唐纵看得很明白，还是在2月8日的日记中，他记载说：

“我是根据委座的意见专设一组，属于两个主任之下，受两主任指导而进行工作，设参谋秘书以辅佐之。办法经委座批准了，现在要提人选。贺主任（贺耀祖）和陈主任（陈布雷）商量，拟以我与王芃生、肖赞育三人呈请候圈。”

最终，蒋介石裁定，由於达兼任组长。2月21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今天侍从室成立第六组办理情报事宜。组长由於组长兼理，事务归我负责。”

——换句话说，蒋介石让於达挂个名，实际工作唐纵来干。对此，唐表现出了高度的戒慎戒惧，因为他知道这一步对自己太重要了，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我现在的工作是综合各方情报加以选择分类和判断。尤其在这时，情况变迁甚多，我的工作好坏，关系全局甚大，因而提醒我的注意和格外用心。”

此时，侍从室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刚刚在湖南长沙出了事的张治中接任侍一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