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0)

王立生回忆说：“抗战时期，工作调动，异常频繁。人生动定，真是茫茫更难自逆料。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我由西安奉命复返江西，第三次就任赣南站长（时南昌沦陷，江西省站划分赣南、赣北两站）兼该省保安处第四科长。”

按：江西站被拆分之后，原该站副站长谢厥成即被戴笠派到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当了一名教官。

在重庆，王立生意外地见到了萧漫留，他回忆说：

“我由西安南返途中，经过重庆时，因工作必须向军统局局本部请示，曾在黄角垭中央饭店住了几天。萧漫留同志（时任军统局第一科军事股副股长），于我抵渝后翌日，即到中央饭店看我。”

——两年前，萧漫留用计将王立生挤走，结果反而是自己在江西受了大罪，差点连命都丢了。一见面，萧就对王说：

“老兄，你真是福人！那年我在江西省站，不仅吃尽了苦头，几乎连生命都难保全！”

萧漫留诉苦说：“我于接任江西省站后不久，南昌即告沦陷，秘设在新建县洪崖乡的省站机关，迭遭奸伪破坏，电台好久不能和上级通报，工作无法开展，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戴先生对我，甚为震怒，结果我被命撤职调局待命，其不致遭受严重处分，盖亦悻矣。”

王立生回忆说：“后来，其他同志告诉我，萧漫留同志因在赣工作之惨败，被调回重庆后，局本部负责人事部门之同志，大家对他冷淡有加。那时候他住在两路口一家小客栈里，几乎每天三餐不继。还好有一天他掩着帽侧身在都邮街踽踽独行时，被戴先生发现了，询悉他的生活近况后，才将他带回局本部，发了他一笔特别费，随着不久发表他为第一科军事股副股长。”

王立生说：“第二天，戴笠先生在罗家湾纪念周上，曾宣布其事，并责骂人事科、督察室对于一个同志何以如此漫不关心，置其生活于不顾。”

王回忆说：“那天萧漫留同志，因和我谈话，获悉天水行营调查课我刚离职那个上校秘书遗缺，尚属空悬待补，他立即央求我去电李课长向局请调，后来他竟得如愿以偿调往西安。但他真是命运多舛，到西安后不久，不幸又闹出许多事故来。”

按：“李课长”指李人士，当时李已经接替张毅夫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天水行营调查课课长。

军统局赣南站站长同时兼任江西省保安处第四课课长，因此赣南站也设在江西临时省府江西泰和县，这里毗邻赣州，王立生一上任，就特地到蒋经国的“新赣南”去朝拜了一下。

按：1938年1月，蒋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后兼任省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春南昌沦陷后，新兵督练处迁往赣州，同年6月，蒋经国在赣州就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又兼任赣县县长。

1940年，蒋经国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决心在三年内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五有”目标，在当年颇具传奇色彩。

王立生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晨七时，廖士翘处长率同黄主任、车上尉与笔者及卫士等一行，分乘小轿车二辆，自泰和两塘村起程，因山路纡回，车行迟迟，约四小时始抵赣垣。赣州保安副司令吴骥上校（曾任省保安处第一科长）率属员等多人在车站迎接。当接往旅社小憩，旋即相偕驱车至专员公署，至则见蒋经国专员率属迎于专署门前。”

按：廖士翘，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处长。

王立生回忆说：“是日在专署午餐后，由吴副司令陪同黄主任、车上尉及我等四五人，驱车外出，先环城一游，见街道整洁，商店繁荣，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异常热闹，真想不到在抗战多年的大后方竟有如此一个整洁繁荣、朝气勃勃的都市。车行至赣县中山公园，时虽届寒冬，见花木葱笼如故，游人若鲫，园中设备，虽非上乘，然整洁有致。我们一行曾于公园下车，在茶座茗谈片刻后，又继续驱车先后至赣南托儿所、游民教养所、贫民医疗所、贫民产院等处参观，惜为时间所限，每至一处，不能久停，深入考察，仅能走马看花，稍事游览即行离去，深感怀然。”

次日就是新历元旦，蒋经国组织了大规模的节日庆祝活动，王立生等躬逢其会，他回忆说：

“民国三十年元旦，赣州天气晴朗，拂晓之际，赣州各界有组织的民众五万余人，整队聚集于××大运动场前空坪。为避免敌机侵袭，大会提前于上午七时举行，首由蒋专员、廖处长等分别致词并宣读大会电文，高呼口号后，开始检阅参加游行民众行列，由农民团体先导，农民们头戴草笠，脚穿草鞋，肩负农用锄具，依次为工人团体，商人团体行列，再次为学生团体，队伍雄赳，整齐不紊，最后为军、宪、警、自卫队、××××青年团等，因游行队伍人数众多，检阅队伍通过达两小时之久，歌声口号，欢呼震动，经过市衢，各商店住宅，咸鸣鞭炮，以示欢庆。当游行队伍经过各地之际，两旁观者如堵，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堪称赣州有史以来之空前最大盛会。”

王回忆说：“入晚，赣城内外，大放烟火，舞龙滚狮，锣鼓喧天，高跷采茶，民间杂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火树银花，城开不夜，金吾不禁矣。是夕，家家户户，均高兴快乐，充分表现‘官民同乐’的景象。这是我一生中难忘怀的一个元旦、难忘的赣南之行。”

此后不久，赣州即遭日军轰炸，在回忆中，王立生心有余悸地说：

“我们于元旦次日，即匆匆地离开了这座历史上的名城赣州（赣州为明代大儒王阳明施教旧治。）而返回泰和两塘村。元旦后约十余天，日本飞机即大队飞临赣州城内上空，大肆轰炸，结果赣州繁荣街道不少商店，遭受惨重之损失。倘使敌机提前趁元旦上午来袭，则所受灾害，更不堪设想矣！”

王立生与喻耀离是江西同乡，又先后担任过江西站站长，泰和与吉安相距不远，时相往来，此次恰好遇上沈醉。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席间与王利生同志谈到厥成过去之失败时，更增加我对牌赌厌恶的决心。”

按：在这里，沈醉将王立生的名字误写为“王利生”。

前面说过，谢厥成被调到冷欣部继续当教官，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坐“冷”板凳了，看来这就是谢厥成失败的根源，好赌博——戴笠最讨厌的就是打麻将。

2月17日，沈醉终于回到重庆，在日记中，他慨叹说：“从上饶出发，一路延搁，到今天已是整整一个月了！由贵阳到重庆的客人都会感到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不过份的。”

一到重庆，沈醉马上去找军统局人事科科长龚仙舫报到，在日记中，沈说：

“余之工作似已决定，但仍得老板之最后一言，故仍拟候一二日方可发表。往漱庐晤光辉兄，相偕往访张业总队长，彼见面即欲余前往彼处工作。”

按：“光辉”指翁光辉，沈醉在上海工作时的老上级。

对此，沈认为:“重庆如欲保持原级原薪当然不成问题，但余意则虽为一小小主管官亦较寄人篱下而耘人之田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