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7)
陈恭澍的话,说得十分“结棍”——但我们知道,事实上,至迟从陈恭澍讲述他拨出“诱捕”桂涤非的那一通电话开始,他已经在编造假话了,则陈的“下一部书”、即《抗战后期反间活动》,有多少不尽不实之处,只能说天知道了。
那么,陈在此后的回忆,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参考价值了呢?
不能这样说:
第一,写回忆录这个东西,多多少少总会有所取舍。所谓“不尽”,是有些东西被略去,而“略去”的事情又造成既写的事情“不实”,但不能绝对地说因“不尽”而造成“不实”的东西,就完全没有其史料价值。比如,乔家才的回忆,同样存在“不尽”的问题,只不过,乔略去的,多是戴笠的事情,而陈恭澍略去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必苛责,大家都不是圣人。
第二,不管陈恭澍“略去”了多少事情,我们相信,只要是他写出来的,多少还是有所“本”的,不可能完全出于编造(有些东西也编不出来),虽然抹煞了诸多前因后果,总归还是反映了历史的某些侧面,至少是生活点滴。还是那句话——毕竟他是当事人,而我们不是,对于这些材料,“批判”着看就好了。
既然如此,我们回到陈恭澍的所谓1941年10月30日。
——与桂涤非通过电话之后,陈恭澍再次要求马龙“设法协助”,即争取将自己留在法租界巡捕房,陈回忆说:
“马龙离开这张写字台,转身走到后面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人探头,想进来又好象是被拦住了。过了两三分钟,马龙和刚才那个年轻人一道回来,冲着我把两手一摊,表示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这也就无可奈何了。
对此,陈也只好“不得已求其次“,对马龙说:
“你看,内人也被他们逮来了,她不但怀有身孕,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况且与我们所做的事情毫无关系,基于人道,你们应该立刻放他回去才对。至于我,你们既然屈服于日本人的权威之下,那也只有听凭你们了。”
对此,马龙跟翻译说了几句,后者答复陈说:“他说,他非常同情你们,可是他和他的上司恐怕都爱莫能助,所以对你表示万分的歉意。关于尊夫人的事,他答应向日本人力争,现在就去交涉。”
陈恭澍回忆说:“说罢,马龙又出去了。这么一来差不多已经过了半个小时,那个说广东话的小子,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他一下子探头看看,一下子又要闯进来,连巡捕都显得厌恶起来了。马龙回来后,翻译告诉我说:‘你太太可以回家,你们几位可要委屈了。’”
说着,齐庆斌、陈恭澍等被人“两个架一个拥出了法捕房”,临行,陈向他太太杨小姐大喊说:“回家后,那里也别去,等我的消息好了。”
陈回忆说:“说完了这两句话,总难免为之黯然。”
按:很显然,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虽然被释放,但已经被“监视居住”,并导致了11月5日凌丰的被捕。
陈恭澍回忆说:“没多久,车子缓慢的停了下来,到了一个所在,那个小广东先跳下去,门口的卫兵向他敬礼,他一招呼,车子全开到里面来了。进门不远处,一个左转,车子又停了下来,除了老齐和我之外,连车上的司机都劈里扑鲁一齐跳了下去,马上站在两边,叫我们下来。此刻,我看到还有两部车,车上也有人,可是见不到有人下来。他们引路,进了一道小角门,里面像是一条甬道,也可以视为一个院落,两面南北向各有一排平房,都已间隔成小屋子。他们把老齐带进坐南朝北当中的一间,把我带进了另外一间,室内陈设简陋,木制桌椅而已。想必就要‘审问’了,我不由得一阵好窝囊。”
这时,“小广东”又出现了,问陈“肚子饿不饿,要不要来碗面吃”,接着,这人作了一番自我介绍,说:
“我叫林焕之,我现在这里负责行动科,从前我是上海区第四队的,我哥哥林镇城在第三队。话不必多说,希望我们由‘老同事’成为‘新同事’,那就好了。”
陈听了,心里分析说:“听他的口气,分明不知道我的身份,我虽然一肚子火,当然要按住性子冒充‘交通’充到底。”
林又问:“我看你不是担任交通的吧?”
陈没有做声,林又问:“你负什么责任,还是坦白的说,否则,大家都不愉快。”
陈回答说:“林科长,我既然到了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瞒得过你们的,我看不如让我和那个大高个子先谈一谈,反正也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
陈恭澍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人,长的比林焕之矮了半个头,橄榄形面孔,水蛇腰,两只大眼睛,在老太婆似的嘴上叨着一根烟,真不顺眼。我顿然想到,这小子莫非就是万里浪?”
陈回忆说:“林焕之站起来和这个人招呼,他们两个在一旁嘁嘁喳喳的咬了两句耳朵,这个人一转身又出去了。林焕之这才回答我适才想和老齐谈话的事。他用警告的口吻说:‘谈谈可以,可不要玩什么花样。’说着,他把我带到了隔壁。”
陈恭澍说:“老齐低头坐在那里,不像是受过凌辱的样子。林焕之则有意的躲出去了,说不定也许有人在窃听。于是我凑近老齐,低声说:‘他们此刻还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是内交通章宝照,希望能够混过一时,以后再找机会。’
对于陈的见解,齐摇了摇头,表示“不是好办法”。
陈又问:“那么你呢?”
齐说:“他们已经弄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你就往我一个人身上推好了。”
陈恭澍回忆说:“话还没有说完,林焕之进来叫我跟他走。这一回,不再到隔壁那间屋子,出了角门,右转,好象是一片大操场,一直朝后头走,有一座高大的洋房。对了,情报资料中提到过的‘高洋房’,大概就是这里了。登上高台阶,有七、八级,大厅外面,又站着两名荷枪的警卫,走进去,右面,是一间摆了八九张大沙发的会客厅,黑压压一片,显得死气沉沉。那个不顺眼的家伙早就等在那里了”
这人“神气活现”地说:“我叫万里浪,先介绍一两位朋友给你,然后我们再谈。”
陈听了,觉得窝囊到家了:“果然是这个混账王八蛋,想不到落在这种衣冠禽兽的手里,死也不能瞑目。”
接着陈想:“眼前,站在那里张牙舞爪的便是他。刚才,他说要介绍朋友给我,分明是找人来指认,我心想,这一下子可要穿帮了。”
——果不其然,进来的这位“朋友”,正是褚亚鹏!
褚亚鹏是陈恭澍的老下级,陈回忆说:“褚亚鹏原是北平站的交通员,调来上海,工作依旧,因为他喜爱无线电装配,后来就在静安寺路顶下一间小店面开了一家电器行,作为上海区的联络站,而交由褚亚鹏主持。一个多月前,褚被捕后情况不明,可是那家电器行还开在那里照常营业,想或已被敌伪利用了。”
陈回忆说:“起初,(褚亚鹏)稚气未脱,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老样子,等他一看到我,就好象触了电似的,竟然木在那里了。”
这时,万里浪指着陈问褚:“见过吗?”
褚亚鹏“略一迟疑,立刻又摇了摇头”,万里浪反过来又问陈。陈回答说:“这位是褚先生。”
接着陈又对褚亚鹏说:“褚先生,你或许想不起来了,在两个月之前,我不是送东西到过静安寺路把角处的那家电器行吗?”
在回忆中,陈解释说:“这是我故意讲给万某听的,以表明我的交通员身份,看神色,他并没有很轻易的相信这段话。”
对于褚亚鹏,陈恭澍很满意,认为他“总算还有良心”。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接着进来的“朋友”是蒋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