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89)

沪一区总会计李根发，就是被推到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王绍谦回忆说：

“1941年10月28日上午8时，我和往日一样从姑母家步行到区部去办公，当我刚抵区部，桂涤非就对我说：‘绍谦兄，不好了！出事了！我在6时左右接到朱啸谷的通知，说李根发昨夜急病住院了（被捕的暗语），我们怎么办？’”

王绍谦听了，虽然感到事态严重，但并没有惊慌失措，说：“大家要冷静，等区长和齐秘书来了以后再作商议，李根发虽然知道区部的地址，但我认为在一两天内，不致会供出来的。”

王绍谦的言外之意，“一两天”之后，李根发肯定是要供出来的。

王回忆说：“于是，我们除了发紧急通知命令各组、队的负责人，指示他们对会计李根发到过的地址必须立即转移，但仍须与交通站保持联系，并指示交通站留下一人值班，其他交通员隐蔽待命。尔后，就一直等待陈、齐二位的到来。”

王回忆说：“等到中午，不仅（陈、齐二位）没有来，反而又接到张作兴被捕的电话，我们就更急了。”

按王绍谦所说，沪一区最先被捕的是李根发，那么他是怎么暴露的呢？

在当时，自然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且情况紧急，也无暇推敲。此后，沪一区几乎被“连锅端”，大家被关在一起，彼此把情况一凑，才还原了整个事情的原委——

导致李根发暴露，并进而摧毁整个沪一区的始作俑者，居然又是周西垣！

——刘原深的一念之仁，后果实在令人痛心。

王绍谦回忆说：“在l941年春，沪一区行动第一队副队长刘源深（张曦）发现该队的分队长冯贤（周西垣）即暗中和76号的特务有勾搭，并领取76号的补贴费，认为这是危险因素，经和陈区长商量后，决定近日内将冯贤骗引到郊外予以密裁。不料事机不密，被他发觉后潜逃沪西，投向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行动处长万里浪。以提供破获沪区机构的线索为条件，方能正式录用。冯贤除了1941年5月份领捕了张曦以外，又对76号说：‘我对沪区的人员除张曦外，还认识一个经常来发工资的会计李根发，这人是麻皮面孔。’”

按：在上文中，王绍谦说的若干时点，及刘原深的名字，都有些许误差，这很正常，不必较真。

王绍谦说：“76号就根据这一线索，派了很多盯梢的特务，每日分别守候在上海两租界的各大银行，如发现麻面的人到银行支领数目较多的现款时，即跟踪盯梢，探明他的住址，监视所到之处。”

王说：“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成都路口）的中国银行分行业务股，有一位江山人姜绍诚（姜绍谟的四弟），是戴笠于1938年7、8月间电请宋子文把他安排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的。上海区每月的经费，都是由中央会计郑肇武开出支票交由李根发到姜绍诚手上支领的。”

按：姜绍谟，前面提到过，系军统在上海“复式布置”的沪二区区长。其弟姜绍诚后亦加入军统。

王绍谦说：“一天中午，守候在该行的76号特务，果然发现了麻皮面孔的领款人，待他取好巨额现钞出来时，就盯上了他，一直跟踪到他居住的弄堂房屋门口，从此放长线钓大鱼，盯梢的特务就集中力量，一面日夜监视李根发的住处，一面对李根发外出时，分段跟踪盯梢。经过四个月的跟踪监视，查清楚他所到的几个主要地点后，就决定抓人。”

“抓人”的过程，还比较曲折，其原因，就来自沪一区在租界的那几条“工作路线”。

王绍谦回忆说：“76号特工总部地处上海公共租界边缘的沪西地段，当时称为歹土，他们如要进租界捕人，必须先由日本宪兵队和租界总巡捕房（相当于丨警丨察总局）联系，约好时间（一般都是深夜），经总巡捕房同意后，才能由日本宪兵带领76号特务进租界会同捕房探长按时前去抓人。人抓到后还要由日宪办理引渡手续，租界捕房才能把所抓对象交给日、伪特务押往沪西。而军统上海区在两租界巡捕房中，早就安插了任探长等要职的刘绍奎、刘俊卿、薛耕莘等人为内线，指定一个专用电话，由朱啸谷专门负责接听这个电话。”

按：薛耕莘，1904生，上海浦东人。

薛耕莘亦可说是一个传奇，据他自述：

“早在1930年，我经耿嘉基的介绍，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充便衣警务人员，被分派在政治处社会股任翻译。后经捕房保荐，入震旦大学法律系半工半读。1935年毕业，获法国巴黎大学签署之法律硕士学位证书，同时兼任政治处法籍警官的中国法律教师及查缉班法律咨询。1938年，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我任正探长。第二年擢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任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直属警务总监，直到1943年7月30日法租界被汪伪‘接收’为止。”

薛耕莘曾说：“抗战爆发后，（我）既为抗日的重庆政府在沪机构及戴笠的军统效力，又为**在上海的‘八办’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尽心,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日战争尽了绵薄之力,并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

王绍谦说：“每当刘绍奎等人得到日本宪兵要到租界抓人的确切消息时，就打电话通知朱啸谷，朱接到电话后，也就立即转告区部联络员，再由区部联络员电话转告区长或秘书，由区部根据地段（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地段）通知到人。如这次日宪准备抓人的地段是在公共租界，就分头打电话给所有居住在公共租界的内勤人员和组、队负责人，对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玩玩。’接到电话的人，就马上把文件或枪支藏好，交待家属或佣人小心门户，然后离开住处，到法租界住旅馆或找朋友打牌过夜。第二天先打电话回家询问，确认平安无事，才回家里去。”

王回忆说：“李根发的被捕是粗心大意所致。当76号决定在这天夜里（一般都在后半夜）逮捕李根发时，就整天整夜派人监视李的住处和李的行踪，当日本宪兵率领76号特务会同租界巡捕房人员，在夜里到达李住处附近时，因李根发早已接到‘今天晚上我们出去玩玩’的通知而离家外出未归，监视的特务就凭‘对象今夜未回家’而把一伙人拦回去，没有触动李家。”

王说：“过了几天，李根发又接到‘出去玩玩’的通知，结果又是平安无事。如此一连三四次，造成李根发的错觉，因而麻痹大意，认为巡捕房情报不准，庸人自扰，害得他经常外出过夜，以后再有消息，也不走了。甚至有一天中午，他妻子看见弄堂里有人几次三番对他们的住所张望，行迹可疑，就对李根发说，你来看，这个人一直注意着我们的楼窗。不料李根发伸头窗外，向下一看，其见妻子认为可疑的这个人身穿浴衣，足趿拖鞋，认为是弄堂里的住户，并指责妻子疑神疑鬼（其实此人确是76号所派的专门监视他的固定哨）。”

这一天，真的是“狼来了”，王绍谦说：“1941年10月27日，李根发又接到‘出去玩玩’的通知，他决定不走了，结果就在这天夜里被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