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67)
初到兰州，第二期学员很苦，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宗化民说：
“兰训班对招待期间的新生有足够的伙食军粮菜金，但招待所管理员以误了规定时间不得进餐为名，从中克扣贪污，所以开饭时馒头经常不够吃，十多个人只有半盆菜，开饭时秩序紊乱。有钱的学生多到附近的小饭馆用餐，只有穷困的学生和沦陷区的学生，一天就紧守着吃饭时间，惟恐误过一餐，叫嚷馒头不够、菜少的也是这伙人。他们是管理员贪污的死对头，开饭时管理员到饭场监督，只许一人一次拿一个馒头，看到一窝蜂抢馒头就开口喊骂：‘我拿杠子打死你!你们这群土匪，混饭吃的家伙。’”
这天，与宗化民一同从北平来的学员张永康因抢馒头被挤掉眼镜，正好被他的区队长马图龙看见，遂大骂：“你们这一群土匪，来这里混饭吃。他妈的！丢掉眼镜，怎么没把脑袋丢掉？下次开饭这样乱，拿杠子打不死你们。”
张永康当时才19岁，被队长骂了之后十分委屈，事后就哭了，宗化民回忆说：
“张永康听到区队长这样子野蛮的训斥，心中更加难过，那天气得没吃饭。他因为在招待所遭遇到种种不愉快的事，晚上常睡在泥佛脚下痛哭，情绪很不好。”
这时，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了。宗化民说：“以后北平的学生陆乃成等一同求见班的副主任，报告饭不够吃，管理员还辱骂人。”
陆乃成，实为陆乃诚，北平人，也是与宗化民等同来兰州的16人之一，此人大有来头——他是沈兼士的得意门生。
1937年5月，陆乃诚毕业于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到平绥铁路管理局工作。陆回忆说：
“不久卢沟桥战争爆发，平津相继失陷。青年人身临其境、目睹其惨，而心如焚矣。同事邢广谟介绍何其祥，谓系中央派的人，几次见面，认识不深。二十七年八月何先生出事，逃亡南京，余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禁百多日，因无证据释放。值辅仁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招生，被录取，续求深造。”
陆乃诚说：“一日，文学院长沈兼士介绍周世光转介乔家才先生，毅然决定到大后方受训。”
这件事，乔家才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正在“视察”华北，时间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即北平站全体“失事”前不到半个月。乔回忆说：
“在北平西单黔阳馆，周世光（北平区副区长，马汉三任区长）给我介绍一位爱国青年——陆乃诚。他系北平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毕业生，继续在辅仁大学研究所深造。是沈兼士先生的得意门生，沈兼士和山西的李亮功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对于小学极有研究的学者。所以，陆乃诚可说是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因为他参加抗日活动，被敌伪所注意，不能再留在北平，决心参加抗日的情报工作，赴后方接受训练。周世光特别介绍我们认识，是希望他到后方以后，也好有个照顺。”
陆乃诚回忆说：“回忆离平前夕沈院长假雨花台饯别，有英千里秘书长、张怀院长、周世光先生、魏南昌先生在座。
在“雨花台”吃的这顿饭，乔家才也曾提及，他说：“陆乃诚赴后方参加抗战工作，沈兼士非常高兴，在他动身前夕，假东城锡拉胡同雨花台为他饯行，并邀周世光和辅大的英干里、张怀等先生作陪。老师对于学生到后方参加抗战，如此慎重其事，可知敌后的爱国学者对于抗战是怎样拥护和重视了。”
按：在《英雄无名》中，陈恭澍在引述陆乃诚的回忆时，特别注解说：“雨花台在八面槽锡拉胡同内，是北平著名的馆子。其拿手菜有干烧鲫鱼、核桃酪及汤包等。”
前面说过，所谓“东城锡拉胡同雨花台”，其实是“玉华台饭庄”，系北平著名的老字号。
不知为何，陆、陈、乔三人在回忆中均将“玉华台”误做“雨花台”，而且还不止一次，实在费解。因陆乃诚是北平当地人；陈恭澍在北平出生，自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乔则曾在北平上大学，亦曾两度在北平工作，三人应该对北平都很熟悉。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南京的印象比对北平深刻得多。
陆乃诚在回忆中说的“魏南昌先生”，也是准备赴兰州的学员之一，看架势应该也是辅仁的学生。
此后，陆、魏即与宗化民等一同离平，陆乃诚回忆说：“行程中，经绥远包头，入大草原、陕霸、宁夏，十一月到兰州。”
陆乃诚不像张永康那么好欺负，见状当即找王孔安抗议，宗化民说：
“不久，撤换了管理员，菜增加了，馒头也够吃了。但是，训练班的特务官员或前期学生却说‘北平来的学生骄傲’，造成不好的印象。”
这时，兰训班出事了——在日寇的轰炸中，5名学员被炸死。
宗化民回忆说：“1939年的秋、冬两季，日军用飞机疯狂轰炸西北的大城市西安、兰州等地，兰州市内缺乏防空设备，警报一响。军政头子们就乘坐小汽车沿公路钻入山沟里躲避，老百姓年轻力壮者都奔跑到山里藏躲，老弱妇幼跑不出去的，只有坐守在古老的破房中听天由命。因此日军飞机每次轰炸兰州，房屋倒塌，烟火迷漫，炸死、压死老百姓均不下一二百人。兰训班学生(包括太清宫招待所新生)，也是徒步钻山沟防空，学校当局为了警卫学校，每次警报必留一分队学生全副武装在校戒备。因为没有防空设备，缺乏防空常识，学校旁边又有一个很显著的目标——黄河铁桥，敌机每次袭击这个学校，必然死亡几个学生。”
一个星期以后，兰训班为5名牺牲的学员举行追悼会。宗化民回忆说：
“第一次大轰炸死五个学生，在追悼会会场司仪的一个副官先喊：‘第一次死难同学追悼会开始!’”
这时有学员讥讽说：“还有几次?”散会后，第二期学员都起哄说：“啊，追悼会还排列第一次、第二次?为什么追悼会还喊‘第一次’?”
宗化民回忆说：“不久，果然敌机又轰炸，又炸死四个学生，举行追悼会时，还是那个副官作司仪，又喊：‘第二次死难同学追悼会开始，肃立默哀。’不知这个副官是精神病还是自作聪明，排列第一次、第二次，叫得分明。”
主祭的王孔安听了大怒，说：“谁教你追悼会喊一次、二次的?”并当场撤换了司仪。默哀以后，王孔安讲话，说：“日寇炸死我们的好同学、好同志，我们实在悲伤，希望大家发奋图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者报仇。刚才总务组的副官喊第几次追悼会是错误的，我们死去这些年轻有为的同学是件沉痛悲哀的事……”
宗化民回忆说：“台下的学生追问：‘下次追悼谁?’王孔安装作没听见就散了会。但是以后敌机轰炸，仍然没有有效的防空办法。”
原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兼训练科长刘培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戴笠派来“安抚”第一期学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