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64)

1925年，王孔安毕业，旋即应四川成都大学聘任讲师。北伐军兴，王孔安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并结识了浙江人徐亮。乔家才说：

“咸阳王孔安原在四川成都大学教书，也扔下教鞭，去黄埔扛枪杆。他到达广州，住在长堤广泰来旅馆。无锡的徐亮和江山的戴徵兰则住在司后街宏信学旅。首先是王孔安和徐亮在长堤碰面，两个人一听说话。都是外省口音。不用问，一定是想进黄埔的。黄埔军校的入伍生部，就在长堤天字码头，所以，常来长堤溜达的各省青年非常多。王孔安和徐亮详谈一会儿，成了知己朋友，彼此交换了所住的旅馆地址，常相往来。”

某天，徐亮回到宏信学旅，正好看见老板娘“大发雌威”，截住一位住客：“你今天交不出房饭钱，我就扣留下你的行李做抵押，从明天起，就请你走路，休想再住在我们这里。”

乔家才说：“徐亮见这位住客，是每天都见面的熟面孔。看年龄，至少比他大七、八岁，气宇轩昂，十足绅士气派，不像是做生意的。他问明老板娘欠多少钱，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五元钱，代替还清欠账。老板娘钱一到手，判若两人，原来的一脸怒气，一扫而光，立刻变成笑脸，不再那样泼辣了。那位住客却扬长而去，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

这位“绅士”，就是戴徵兰。

乔家才说：“晚上，那位欠房钱的住客来到徐亮房间，互通姓名，才知道也是来考黄埔的，他叫戴徵兰，江山人。王孔安正来看徐亮，三个人性情相投，都具备一种豪爽侠义的气概，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形影不离，遨游于广州附近各名胜。”

等到考试发榜，王、徐如愿以偿，被编入六期入伍生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二连，戴则落榜。这时王孔安建议说：

“你以前叫春风，现在又叫徵兰，都不像军人的名字，恐怕你吃了名字的亏，最好改个名字?”

听人劝，吃饱饭——戴徵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字雨农，再次报考黄埔六期的补录，一举成功，编入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十七连。

乔家才说：“关于戴先生改名的故事，王孔安至今还是津津乐道。”

在校期间，乔家才并不认识王孔安，他回忆说：“我和敬宣兄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我是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一连，他系第十二连。他此我大了九岁，毕业于武昌大学，老练了许多。我们虽在同一个营里，因为住地分散，不在一处，接触不多，所以在学校并不认识。”

王孔安与戴笠同岁，但小几个月，在军校六期同学中，比其他人几乎都要大十来岁。某日，戴与王、徐二人同往广州七十二烈士陵园，戴曾对王说：

“革命须要牺牲，他日冲锋陷阵，系年轻学弟之事，你我年龄较长，应另辟蹊径，以报效国家。”

1927年，国共分裂，仍在黄埔就读的五、六期同学星散——戴笠随新组建的骑兵营去了苏州，并从此流落南京、上海一带；陈恭澍、张作兴、齐庆斌等逃回北方，连毕业证都没领着；乔家才离开广东之后，辗转到杭州归队，后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此外，还有700多人留在广东，并于1929年2月在黄埔毕业，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此后，王孔安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当排长，后升任连长。此时胡宗南已任第一师师长，某次，王与胡一同进京，与自己的同学、胡宗南的好友戴笠重逢，从此归于戴笠麾下。乔家才说：

“这时候，戴先生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个上尉联络参谋，除了薪饷，没有另外的费用，也没有组织关系，单枪匹马，艰苦奋斗。所有帮助他工作的人，都是基于革命热忱，基于朋友交情，无名无利，王孔安就是最得力的一个。”

这一期间，正值汪精卫等人在北平搞“扩大会议”，据乔说，王曾帮戴策反过邓宝珊和冯玉祥的部下：

“除了策反工作，王孔安自己到了北平，冒充改组派，参加了扩大会议。那时北平有个所谓革命黄埔同学会，接纳同学，拉拢参加会议。他把扩大会议的情形报告戴先生。使戴先生对于扩大会议的情报能够了解透彻。扩大会议在北平开得很糟，主要原因是阎、冯军事上节节败退。使扩大会议泄了气。等到东北军进关，只好收场，作鸟兽散。扩大会议的分子，大部分逃往太原，歇足未稳，离开山西，再做亡命客。王孔安因为两件策反工作有成效，而他自己又去参加扩大会议，成绩不坏，总司令特发奖金四百元，这就是他帮助戴先生工作，所得到的仅有报酬和最大的荣誉。”

此后特务处成立，乔家才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王孔安的，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七月间，我因工作，去南京看戴雨农（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遇见敬宣。那天戴笠在杭州，不在南京，由敬宣兄接见我。他说他是黄埔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二连同学，在黄埔毕业，因此我们一见如故，特别亲热。”

1932年，戴笠控制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基地——浙江警官学校，并成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将王孔安派过去当“书记长”。乔家才说：

“二十一年（一九三一年）戴先生主持复兴社特务处后。王孔安一度负责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秘书工作。十月戴先生奉委员长命令，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负责整顿浙江警校。戴先生一生最大的抱负，就是建立革命的丨警丨察，负起安定社会，保障人民的责任。杭州警校和杭州省会丨警丨察局，都成了他建警的基地。最初协助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是赵龙文、史铭、酆裕坤、胡国振、简朴、柯建安等。而王孔安则以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负了实际联系的责任。”

由于这样的经历，在军统中，王孔安也是长期搞训练工作的一个，并形成了深厚的根基。乔家才说：

“敬宣兄参加戴笠的工作以后，大部份时间从事训练工作，也曾从事侦破译电和缉私工作，他曾任过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训练了许多丨警丨察干部，所以敬宣兄在丨警丨察方面，很有势力。”

抗战开始以后，王孔安任重庆行营第三课课长，后调任兰州站站长，当时乔家才就是他的副手，同时乔还兼任甘肃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据乔回忆，他与王“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乔在回忆中，曾提及当地著名的羊皮筏，他说：“黄河南岸汲水的大风车，同漂航在河心的羊皮筏子，都是一种新印像。羊皮筏子系由几个无头无尾的整牛皮或整羊皮吹胀以后，连接在一起，上缚木架，人就坐在架子上。这种筏子只能向下漂游，不能溯河而上，到达目的地，撑筏子的人再用肩把它扛回去。”

乔回忆说：“有一次我同陕西王敬宣（孔安）兄、安徽汪餐英（祖华）兄、河南吴健吾兄乘筏子到乡下玩，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几乎把羊皮筏子吹到河心的一块岩石上，翻落河心。我们经过这次教训，领会到羊皮筏子的危险程度，以后不敢再乘筏子走远路。”

此后不久，王即任兰训班政训组长。